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章（第2/10页）

亲戚的到来，几乎动摇了将军们谈话的作用，但是不久，环境又终于使我弃绝了对军官制服的羡慕心理。

关于“尴尬的处境的思考”，其内在结果和我从两位保姆的议论中所引出的结论，是相当接近的。我觉得我与这个社会更少关系了，虽然当时我对它还一无所知；我还觉得，实质上我的命运只能由我自己掌握。我怀着带一点孩子气的高傲感这么想：我要让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3这批家伙看看，我是怎样一个人。

我父亲的家是一所特殊的修道院，我在这儿的日子过得多么单调而沉闷，看了上述一切就可了然。我得不到奖励，得不到欢乐，父亲对我几乎始终心怀不满，我只在十岁以前得到过他的宠爱。我没有同伴，教师来后便走了，我一送走他们，就悄悄溜进院子，跟仆人们的孩子玩儿，而这是严格禁止的。其余时间，我就在那些白天紧闭窗户，晚上很少点灯的黑暗的大房间里游荡，什么也不干，或者阅读五花八门的图书。

前室4和女仆房于是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乐园。在那里我无拘无束，赞成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与我的伙伴们一起商量和安排他们的事务；我了解他们的一切秘密，但从未在客厅中泄露过一句话。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说几句。我是根本不回避节外生枝和插话的，因为一切谈话本来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

孩子们大多喜欢与仆人做伴，但父母禁止他们互相接近，特别在俄国。孩子们不听父母的训导，因为客厅中太枯燥，而女仆室却愉快活泼。这件事正如千百件别的事一样，叫父母束手无策。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前室对儿童有害，而“茶室”与“起居室”却不然。在前室，孩子们学会粗鲁的谈吐，沾染不良的习气，这诚然不错，但在客厅中，他们接受的却是污秽的思想和恶劣的感情。

强迫孩子们跟他们不断接触的人疏远，这要求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

我们经常谈论仆人，特别是农奴的道德严重败坏。确实，严格地说，他们的行为不足为训，他们的精神堕落也很明显，只要看他们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很少反抗，就知道了。但问题不在这里。我倒想请教，俄国哪一个阶层比他们高尚？难道是贵族或官僚吗？或者是教士吗？

你们笑什么啊？

也许只有农民才有权利……

贵族与奴仆的区别如此微不足道，正如他们的名称之相似一样5。我憎恨（特别是在1848年的灾难6之后）花言巧语奉承群众，但贵族老爷们对人民的诬蔑，更令我发指。剥削者把仆人与奴隶描摹成放荡的野兽，是为了转移别人的视线，扼杀自己良心的呼声。我们不见得比老百姓高明，只是表现方式比较温和，更善于掩盖自己的私心杂念罢了。我们的欲望轻易就能得到满足，经常不受约束，因此看来才不那么粗野，那么刺目。我们不过因为有钱，度着温饱的生活，这才可以自命清高。阿勒马维华伯爵向塞维勒的理发师罗列过他对仆人的要求，费加罗听后，叹了口气，指出：“如果仆人必须具备这一切优良品质，老爷中间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配当仆人吧？”7

一般说来，俄国人的堕落并不深，与其说深，不如说是野蛮和猥亵，嚣张和粗俗，放肆和无耻。僧侣躲在家中与商人饮酒作乐，大吃大喝。贵族是公开喝酒，通宵打牌，殴打仆人，调戏使女，把家务搞得乱七八糟，家庭生活更弄得乌烟瘴气。官吏照此行事，只是更加下流，而且在上司面前奴颜婢膝，东偷西摸。贵族虽然较少偷盗行为，但他们是公然掠夺，一有机会决不放手。

所有这一切可爱的弱点，在第十四等以下的小官吏身上，在不隶属沙皇，而隶属于地主的大臣们身上8，只是表现得更粗俗一些。但是作为一个阶层，我看不出他们比别的阶层究竟坏多少。

我不仅对我家和参政官家的仆人，也对两三户近亲家的仆役逐一作了回忆，我没有发现，在漫长的二十五年中，他们的行为有什么特别的罪恶。充其量不过是些小偷小摸……但在这场合，概念已因地位而改变，作为私有财产的人对同为私有财产的物不太客气，有时要顺手牵羊，捞些主人的财物，似乎未可厚非，当然，为公正起见，这里不应包括那些亲信，那些得宠的男女仆役、老爷的情妇和谗佞者在内。首先，这些人已属例外，他们是马厩里的克莱恩米赫尔9们，管地窖的本肯多夫10们，穿粗布衣服的彼列库西希娜11，光脚板的蓬巴杜尔12们。其次，他们循规蹈矩，只在夜间酗酒，也不必把衣服押在酒店里。

其他人的所谓堕落其实很单纯，无非是一杯浊酒，一瓶啤酒，几句戏谑的闲话和几筒烟而已，此外就是擅自外出，吵嘴，有时发展到打架，以及主人强迫他们干办不到的非人勾当时，跟主人耍花招等等。理所当然，一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另一方面又不如农民那么忠厚，不能安于奴隶地位，他们的精神境界中含有不少变态的、畸形的东西。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像美国的黑人一样稚气十足，一点小事就足以使他们欣慰不已，一点小事也能使他们伤心落泪；他们的要求如此微小，与其说有碍道德，不如说天真无邪，合乎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