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弥留之际（第3/5页）

《我弥留之际》可以是一部历险记，不是一个人的英雄式的历险，而是本德仑一家人集体的堂吉诃德式的历险闹剧。本德仑一家履行诺言，在艾迪死后将她运回家乡安葬。到杰弗逊的路程本来只有四十多英里，但他们磨磨蹭蹭踏上旅程后又遭遇到了暴雨洪水。河水上涨淹没了桥梁，他们折转绕道却还是没法过桥，只好从浅滩涉水。洪水淹死了骡子，险些冲走了棺材。途中遇险延误了时间，七月天气里，尸体发臭，他们一路上遭到邻居和路人的指责，最后又遭遇一场大火，停放在谷仓里的棺材差点被烧掉。这次历险被放到了一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家庭矛盾激化，社会冲突交织，暴露了本德仑这个没有爱、没有传统精神的家庭的脆弱，揭示了这家人在灾难中道德堕落、人性沦丧的悲剧。可是，这出悲剧带上了反讽的闹剧色彩。首先，他们的历险不可与暗喻的《奥德赛》英雄归途中的遭遇同日而语；其次，他们履行诺言这件事原是艾迪对丈夫安斯的报复安排，他们抗洪救火的“壮举”不过是一场报应而已。用批评家米尔盖特的话来说：“福克纳的主要目的更像是迫使读者以比书中的人物与行动第一眼看上去所要求的或值得的更高一层、更有普遍意义的角度来读这本小说，来理解本德仑一家及其历险……它使我们逐渐领会，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一个原始的寓言，是整个人类经验的一幅悲喜剧式的图景。”81

《我弥留之际》可以算是一则反讽的道德寓言。本德仑一家人的送葬历程具有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的框架，但这家人的旅程终点是下葬的墓地，而不是飞升的天堂，送葬者不是道德化身的圣徒，而是各怀私心的凡夫俗子。圣徒朝圣是为了得到救赎，送葬者却想借送葬之机进城办自己的私事——安斯要装假牙、杜薇·德尔要买药打胎、瓦德曼要买小火车，可是最后除安斯大有所获外，卡什又一次折断了腿，珠尔舍去了心爱的马，杜薇·德尔打胎药没买成还遭药店伙计猥亵，瓦德曼向往玩具火车却连到橱窗前观望的工夫也没有。最具反讽的是达尔的结局，他参加送葬没怀个人目的，却因放火烧了谷仓被送进了疯人院。

开放的阅读视野，多样的主题意义

我们在阅读《我弥留之际》时，可以拓开阅读视野，不拘泥于一般的、较为熟知的层面，随着各自的兴趣爱好或不同的主题关注，去寻找多样的主题含蕴，或从创作的艺术层面，去领略精湛的艺术技巧。福克纳的小说是经得住这样多层次、多视角的阅读的。

我们可以关注小说中的人物。比如艾迪·本德仑这个人物，在《我弥留之际》里尽管只有一节独白，但她无疑是小说的轴心人物。仔细阅读小说的第40节，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作为一个女性人物，她的思想、性格、见解和行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倾向，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美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的代表。

她是一个坚守自我、独来独往、十分孤傲的女人。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坦诚无伪，与此同时，她不相信任何人。她曾经是一名小学教员，可她不爱她的学生，“他们每个人心里都藏有自己的秘密和私心，都流着彼此不同的血液，跟我的血液也不一样”。82她恨不得拿鞭子抽打他们，打得他们鲜血淋淋才解恨。她对家人的态度也很异样，认为生孩子是“结婚的报应”，生下第二个孩子后想把丈夫杀了；她生了六个孩子却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她拒绝了自己的学生、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同时也就拒绝了生活本身。当然，她不相信任何人，无法与人沟通，是她的孤独造成的。她试图以抽打学生来摆脱孤独，来表明自己的存在，试图用上帝“所指定的工具”——维特菲尔德牧师来摆脱对婚姻的失望，可都没有成功。于是，“‘时间’、‘安斯’、‘爱’，叫作什么都行，反正都在圆圈之外”。她就这样生活在“圆圈”——自我封闭的孤独之中，直到死去。

她不相信任何人，连沟通人与人之间思想的话语也不相信。她有一套独特的话语见解，认为“词语是没用的，就在人们说话想要表达的当儿那词意就不对劲了”。“爱”这个词“只是填补空缺的一个影子。真到了时候，你并不需要那样一个词来表明，就像不需要‘骄傲’或‘恐惧’那样的词语一样”。无论什么词，都是“需要这个词的人发明出来的”，与事实毫无联系。她还说：“我知道活着是可怕的……因为我们得通过使用词语相互利用……”完全否定话语的价值和功能，这是她的虚无主义思想的表现，是她处于彻底孤独境地的结果，也是她无法与他人沟通、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的绝望心理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