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弥留之际（第2/5页）

神话传说与现实故事

福克纳是一位具有浓厚神话色彩的作家。背靠他自称的“邮票般大小的土地”，他创作出了十多部彼此相联系的小说，营造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神话王国。用评论家乔治·奥唐奈的话来说：“他的小说主要是一系列围绕特定冲突的相互联系的神话（或一个神话的各个方面），这个冲突发生在传统主义与反传统的现实世界之间，并沉浸在这个反传统的现实世界里面。”80与此同时，他在创作自己的小说时，又常常有意识地使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或故事结构与古希腊罗马神话或宗教传说中人们熟悉的人物、情节或结构相对应，形成一种对位关系，使读者瞬间超越时空，产生丰富奇特的联想，获得一种全新的启迪。而他这样做的常用手法，便是采用一个神话原型式的隐喻标题。

《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这个标题，据考证，引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出自1925年出版的威廉·马礼斯的英文译本。在该译本的第11卷里，阿伽门农的影子对奥德修斯描述，他被剑刺中正要死去（即小说的英文标题）的时候，背叛了他的妻子都不愿意伸手去抚合他的眼睛和嘴唇。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战争后历经千辛万苦流落十一年才返家，被不忠的妻子和其情夫杀害，这与《我弥留之际》里艾迪和牧师的私通是暗合的。艾迪虽然没有杀害安斯，但她恨不得杀了他。为了报复，她提出他必须在她死后把她运回杰弗逊老家的墓地安葬，于是有了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履行承诺是传统价值——诚信的体现，安斯不顾洪水、火灾和尸体发臭的困扰，坚持带领全家把艾迪运回老家墓地安葬，这虽算不了什么英雄之举，不能与阿伽门农归途的艰辛相比，但也构成了一个相似对应点。应当特别指出，这类隐喻只能是暗示或影射，并不要求直接的对应或对位。有时这种对应可能是逆向的或反讽的，只要能够把现实的故事与古代的神话关联起来就行。这就是神话原型批评家弗莱所谓的原型“置换变形”。

安斯全家运送艾迪的尸体回老家安葬的艰苦旅程花了六天时间，还与古希腊的酒神节祭祀活动持续六天产生联系。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祭祀活动是盛大的狂欢，继隆重的祭祀和游行之后，前三天演出悲剧，后三天演出喜剧，这与安斯一家的艰苦跋涉形成强烈的反差。小说中对安葬的场面只字不提，却对送葬的旅程仔细描写，不仅有路途的艰辛，更有人物各自的私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凸显了这家人在灾难的环境下表现出的丑恶、可笑与疯狂。

看来，要阅读和理解福克纳这位富有神话风格的作家，读者应当具备相应的西方古代神话和宗教的知识，尤其对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基督教以及《圣经》，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了这些知识，才能更好地穿越小说隐喻关联的历史时空，领略小说深刻的现实意义。

不同的聚焦层面，不同的主题涵义

福克纳的小说从来不是一个单面的现实故事，而往往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我们聚焦在故事不同的层面，会领略到不同的主题涵义。同时，福克纳总是巧妙地引导或者迫使读者越过表面的故事，从其人物或行动中看出更普遍的意义、更深刻的意蕴。

《我弥留之际》可以当作一部家庭小说，一部关于美国南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故事，是福克纳许多家庭小说中的一部。它描写本德仑家的主妇艾迪的死亡和将其遗体运回艾迪的家乡杰克逊墓地安葬的旅程，把全家放在家庭遭遇剧变的时刻。旅途中灾难迭起的典型环境，展现出这个没有爱、失去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家庭悲剧抑或闹剧。但是《我弥留之际》又不仅仅是本德仑一家人的故事，它反映了美国南方的穷白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与道德困境，同时也是南方社会的缩影，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的象征。艾迪·本德仑之死既是她个人的肉体死亡，也是她的精神死亡，还是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死亡。艾迪是一个自私孤独的人，她一生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一辈子都无法同家人、同别人进行正常的沟通，她的“弥留之际”既是她临死的时刻，也是南方传统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消亡写照。本德仑一家暴露出来的道德堕落和人性丑恶，发生在这样的“弥留之际”也就不奇怪了。

作为一部家庭小说，《我弥留之际》最好结合另一部家庭小说《喧哗与骚动》来读。因为这两部小说不仅在创作时间方面相隔最近，它们在小说主题、人物性格、作品结构、创作手法、隐喻运用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部家庭小说都有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康普森家是南方的种植园主，本德仑家是南方的农民。由于缺少母爱，家里没有传统精神维系，家庭关系都十分紧张，孩子们的成长受到影响，性格变得孤僻。两部小说的中心主题之一都是死亡，不过死亡的象征意义不同。《喧哗与骚动》更为深沉，象征一个时代、一种传统、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庄园主家庭的死亡。《我弥留之际》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由于丧失了传统的精神与价值观念，遇到主要家庭成员死亡这种重大的家庭变故，一家人难于应付，无法接受灾难的考验。他们虽然不畏艰险，和洪水、大火搏斗，不顾旁人的讥笑与敌意，完成了异地安葬的遗愿，却暴露了道德沦丧、各怀私心的丑恶嘴脸。人物塑造方面，父母都很冷漠；孩子中间，瓦德曼与班吉相似，都是智障儿童，只是程度不一样，但两人都在小说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杜薇·德尔和凯蒂都有情人，未婚有了身孕，只是情节不同；珠尔同母亲的关系和康普森夫人与杰森的关系也颇为相似；达尔和昆廷则非常相似。两部小说都从多视角叙述，让读者多方位地来观察和了解这两个不同的家庭，但《我弥留之际》走得更远，视角多至十五个，家庭内部有七人参与叙述，外部还有邻居等有关人士八人，他们一起顺着故事的进程单独表白，有的地方相互之间甚至颇有出入。这十五人一共讲了五十九段，独立成节，每节都是个人独白——包括内心独白、引述的对话和情节的叙述。两部小说都使用了不少隐喻、象征和意识流手法，寓意十分深远。不过，相比之下，《我弥留之际》没有那么厚重的历史意识，没有那种沉重的家庭传统负担，没有那么浓厚的过去时代对现代的压抑气氛，本德仑这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不似康普森家族代表一个正在死亡的文化在社会和道德上的堕落，代表一个旧秩序、旧传统行将崩溃。这也许是《喧哗与骚动》往往置于《我弥留之际》之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