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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钱存在银行里的问题就是，某只老虎眨眨眼睛的工夫就会注意到你：原本是你的钱，转眼就变成了他们的；你一生的血汗、劳动和销售提成落到了一个陌生人的手里。这个问题――关于存钱的问题――一直在咬啮福生的神经，就像一只基因修改象鼻虫，但他却没办法将其一把碾成脓液和甲壳的残渣。

若用时间来衡量，一个人将自己的时间用于赚取薪水，而薪水则在某家银行里面存放着，那么此人有超过一半属于这家银行。好吧，即便你是个懒惰的泰国人，至少也有三分之一。而失去了三分之一，实际上就等于失去了全部。

一个人有哪个“三分之一”是可以丢弃的？从他的胸口到他开始变秃的头顶？还是从他的腰到他逐渐发黄的脚趾甲？两条腿和一只手？两条胳膊和一个脑袋？假如一个人失去了四分之一的肢体，倒还不是必死无疑，但三分之一则实在超过了能承受的底限。

这就是银行的问题。只要你将你的钱放入它的巨口，就等于说这只老虎已经用牙齿咬住了你的头。三分之一，或者一半，或者一个长满老年斑的头颅――都意味着失去了全部。

但假如银行不值得信任，那又有什么东西是能够信任的呢？门上的一把烂锁吗？还是把钱塞入取出了填充物的床垫？藏在屋顶的瓦片下，再用香蕉叶盖起来做掩护？又或者在贫民窟的小屋中切开竹子做的屋梁，仔细地将其内部掏空，然后把他带回来的一卷卷钞票全都塞进去？

福生选择了塞进竹子这个方案。

把房间租给他的人声称这是“公寓套房”，从某种角度来说，的确如此。这房间四面都有墙，而不是用椰壳制作的防雨帐篷之类的东西。房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庭院，院子里有个厕所，不过和墙壁一样，是他与六个邻居共用的。对一个黄卡难民来说，这何止是公寓套房，说是豪宅也不为过。就算如此，他还是听到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抱怨――这就是人性。

房间的木墙无疑称得上是一种奢侈品，尽管墙的下沿离地面还有一段距离，甚至能看到邻居们脚上穿的凉鞋。而且墙上还涂着油，以防木材在潮湿炎热的气候中腐烂。但这些墙是很有必要的，它们为他提供了一个存放现金的地方，否则他就得把钱用三层狗皮包好，放在雨水桶的底部，并祈祷在水中浸泡了六个月的狗皮仍然能够防水。

福生停下手里的活儿，仔细聆听着。

旁边的房间里传来沙沙声，但没有迹象表明有人在偷听他像老鼠一样悄悄在墙上打洞的行为。他在将一块竹板弄松，刨下来的锯末也都收集起来以备后用。没有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课。洋鬼子在收缩时代得到了这个教训。没有了石油，他们只能灰溜溜地回到自己国家；他本人则是在马六甲学到的这一课。没有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完全可靠的。一个富有的人完全可能变得穷困潦倒。一个充满欢声笑语，每个人都油光水滑、无忧无虑，吃着猪肉和海南鸡饭庆祝春节的华人家庭，最终只剩下一个瘦弱的黄卡难民存活。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至少以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看，他可以理解这些。

福生苦笑了一下，继续安静地千活。他沿着竹板顶部的一条线挖，将所有掉下的碎屑都收集起来。他现在的生活可谓奢侈：有蚊帐，还有一个烧沼气的小炉子，一天可以用两次一一前提是他得付钱给当地帮派的大佬，这样才能开通连接到城市路灯柱上的通气管。当然，这是非法的。他还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接雨水的瓦罐，就放在窄小的庭院中。这院子是件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保护它的是他那些极度贫穷的邻居的荣誉和正直。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其限度，因此他让这些雨水罐里面长满绿色的黏液和蚊子卵，以确保它们不会被盗。在这里，他可能会在外面被人杀死，邻居家的妻子可能会被黑道人士看上而遭到强奸。尽管治安如此恶劣，他的这套瓦罐却一直安然无恙。

福生撬开竹梁上的小竹板，屏住呼吸，试着不发出刮擦的声音。他选择这个位置的原因是这里的竹梁露了一点出来，低矮的天花板上方的瓦片把这个角落遮挡得十分阴暗。隐蔽与阴暗的地方代表着机会。周边的居住者都醒着，有人在呻吟，有人在抱怨，有人在吸烟，而他则在紧张地流汗，开发这个隐蔽处。在这里藏这么大一笔钱真是愚蠢。要是贫民窟发生火灾怎样办？要是某个蠢货的蜡烛翻倒，点燃了墙壁的木材怎么办？要是那些暴民来到这里，把他堵在屋里又该怎么办？

福生停了下来，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真是疯了。没人会来找我的。绿头带在遥远的马来亚，王国的军队会把他们挡在这个国家之外。就算他们真的来了，他们还得穿越一片多岛的海域，这就给了我足够的准备时间。他们得乘坐扭结弹簧列车，又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更何况铁路肯定会被女王陛下麾下的将军们炸毁。即便他们的进攻能用上煤炭，那至少也要二十四个小时。要是不使用煤炭呢？就得靠双脚走上几个星期。时间足够。我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