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回到过去 第十二章（第6/13页）

尽管阿尔对他的孤独枪手理论很肯定，但阿尔错误地遵循着一个很小、但统计上很重要的可能性。在他的笔记里，他称之为“不确定的窗户”。

就像六楼的窗户。

他打算在1963年4月10日，肯尼迪造访达拉斯之前半年多时，永久地关上那扇窗户。我想这个主意有意义。可能在四月份晚些时候，更可能是10日的晚上——还等什么呢——我会杀了玛丽娜的丈夫，琼的爸爸，就跟我杀弗兰克·邓宁一样。而且不再内疚。要是你看见一只蜘蛛从地上匆匆地爬向婴儿床，你可能会犹豫。你甚至会考虑把它装进瓶子，放回院子里，让它继续它的小生命。不过，你要是确定这只蜘蛛有毒呢？黑寡妇？要是那样的话，你不会犹豫。如果你心智正常。

你会伸出脚，将它踩得粉碎。

9

对于1960年8月到1963年4月这段时间，我有自己的计划。等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以后，我会盯着他，但不会干涉他的生活。因为蝴蝶效应我承受不起。我不知道英语里是否还有比“事件之链”更愚蠢的暗喻。链条（我想，不是那种我们在幼儿园里都学着做过的彩纸带链条）很坚固。我们用链条把发动机组从卡车里拉出来，我们用链条缚住危险犯罪分子的手脚。这不再是我理解的现实。事件很脆弱，我告诉你，它们就是纸牌屋，逼近奥斯瓦尔德——更不要说试图警告他放弃他还没有产生的犯罪设想——无异于放弃我仅有的优势。蝴蝶会张开翅膀，奥斯瓦尔德事件的进展也会改变。

首先可能是细小的改变，但就像布鲁斯·史普林斯汀[101]的歌里唱到的，姑娘，小事有一天会变成大事。这些变化可能是好的，可能会拯救现在是马萨诸塞州年轻参议员的肯尼迪。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历史很执拗。1962年，按照阿尔潦草的笔记，肯尼迪会去休斯敦莱斯大学，做一场关于登月的演讲。露天会堂，没有防弹讲台，阿尔写道。

休斯敦距离达拉斯不足三百英里。要是奥斯瓦尔德打算在那儿射杀总统怎么办？

或者假如奥斯瓦尔德正如他所声称的，是个替罪羊呢？要是他被我吓到，离开达拉斯，又回到新奥尔良，肯尼迪死在疯狂的黑手党手中或者中情局的阴谋之下怎么办呢？我有没有勇气穿过兔子洞回去，让一切重来一遍？再次拯救邓宁一家？再次拯救卡罗琳·波林？为了这个任务，我已经耗了近两年。我是否愿意再投入五年，而结果同样捉摸不定？

最好不必追究。

最好能够确定。

在从新奥尔良来得克萨斯的路上，我已经决定，监视奥斯瓦尔德而不惊动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当他在达拉斯的姐妹城市沃斯堡时，我在达拉斯住下。而当他把家搬到达拉斯时，我再转移到沃斯堡。这个想法很简单，却行不通。在初次凝视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并强烈地感觉到它——就像尼采所说的深渊[102]——也在凝视着我之后的几个星期后，我意识到这一点。

那个总统选举年的八月和九月，我开着森利纳在达拉斯闲逛，寻找公寓（这里没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我经常得停下来问路）。没有一间合适。

开始我以为问题出在公寓身上。后来，随着我对这个城市认识的加深，我意识到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不喜欢达拉斯。八个星期的努力钻研足以让我相信有很多东西让人不喜欢。《时代先锋报》（很多达拉斯人习惯称之为《失败先锋报》）是浅薄追随者们无聊的权威。

《达拉斯新闻早报》则会大肆渲染，谈论达拉斯和休斯敦如何“争先恐后，建造摩天大楼”，但社论中所说的摩天大楼，是一个被我逐渐视为“伟大的美国楼房崇拜”重重包围的建筑孤岛。报纸忽略了贫民窟。在贫民窟，种族之间的分界线已经开始熔化。再外围是无边无际的中产阶级住房，多半为二战和朝鲜战争老兵所有。这些老兵的妻子们成天用碧丽珠护理家具，用美泰克洗衣机洗衣服。平均每家有两个半孩子。青少年修剪草坪，用自行车送《失败先锋报》，用龟牌车蜡打理汽车，在晶体管收音机上鬼鬼祟祟地听查克·贝里的节目。

郊区带旋转喷水头草坪的房子外面，是广阔平坦的空地。转动的灌溉器四处可见，浇灌着棉花作物，但多数金字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垠的玉米和大豆。地道的达拉斯县特产是电子器件、纺织品、牛粪和黑色收入石油美元。

这个地区没有多少油井架，但是，当风从西边的二叠纪盆地吹来时，两座姊妹城市便散发出石油和天然气的气味。

市中心商业区挤满衣着华丽的人，尽显我认定的达拉斯风格：格子运动外衫，窄领带，奢华的领带夹（这些领带夹是金光闪闪的六十年代版，中间通常带有发光的钻石或者以假乱真的假钻石），白色桑撒贝特裤子，带有复杂针脚的花哨靴子。这些人在银行和投资公司上班。他们向城市西边出售大豆期货、石油租赁权和房地产。西边的土地上只生长着曼陀罗和风滚草。他们用戴着戒指的手拍打对方的肩膀，互称“朋友”。他们的皮带上，在2011年的商人挂手机的地方，大多是装着手枪的手工制作皮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