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秩序（第3/4页）

努力保卫中国城市的经济基础设施似乎已经成为共产党接收政策的一个普遍特征。1945年，张家口组织了护厂队。即使在发生剧烈动荡的吉林，据报道至少有两家企业的工人日夜站岗保护工厂的设施和储备物资。[17]当共产党军队向南迁移的时候，这项运动的准备工作似乎变得更系统了。这或许说明共产党在未解放的天津、北平、上海地下组织更为广泛；还说明当共产党的胜算变得很大时，民众出于从众效应转而支持它。

在天津，华北最大的造纸厂——华一造纸厂1000名员工中的300名与人民解放军并肩工作，保护工厂。战斗在附近蔓延，工人留在造纸厂中保卫机器、仓库和供水系统。中央机器厂天津分厂和华北钢铁厂，两者都与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有密切关系，这些工厂的工人组织起小组，夜以继日地站岗看护工厂设施。天津汽车维修厂和天津大多数公用事业的工人也同这样做。这据说是共产党军队进城后，电力、电话、电车、水和邮政能够马上恢复的一个原因。[18]

上海于1949年5月解放。在此之前差不多一年，已经开始拟定护厂运动的计划了。在1948年8月第六次全中国劳动大会上，一名代表（他是上海地下工作者）发誓在解放后，该城市所有的工厂和仓库将完整地移交给人民，公用事业将尽快恢复。[19]在淮海战役（1948年11月5日到1949年1月10日）之后，认真的准备开始了。

在1月末，共产党开始为接收国家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28个附属部门进行准备工作。解放区国家资源委员会主席叶渚沛通过广播向他的前同事发出指示，建议他们待在他们的岗位上，并向他们保证解放后他们的位置和薪水不变。他还警告毁坏委员会的设施是不可容忍的，并对接收时期的计划做了大致概括。一份上海报纸在2月初报道当地资源委员会所辖的机构和公司原原本本地遵循了叶的指示。雇员已经大量储备了粮食，准备了员工的名单，清理了仓库（这样雇员就可以将他们的所有物寄存在那里妥善保管），并组织了护厂队。[20]

4月，法国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基层党组织传阅着署名楚群新的一封信，他是公司的一名劳动者领袖，已逃到了解放区。信件的复本分发到每个雇员手上，要求他们在共产党占领城市的时候保卫公司的设施。基层党组织还在5月25日——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进入上海的日子，组织了一支护厂队，负责公司内外的警备工作。[21]

同样地，为城内工业区提供用电的上海电力公司基层党组织组织了纠察队和紧急维修组。纠察队员劝说一支国民党军队的小分队不要将枪架在电力公司建筑物的楼顶上，据理力争地说子弹直接击中建筑物将导致起火，以至于临近地区都会被火焰吞没。等到人民解放军来到的时候，纠察队改名为人民保安队，接受在公司驻扎的国民党部队的投降。工人们昼夜留在岗位上，在新安全警卫员的监视下保证发电机和设备运转。因为这样的努力，供电毫无中断，电力公司也没有蒙受任何损失。6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其设施那是后话。[22]

上海海关党支部在2月中旬开始为解放做准备。高低层职员成立了委员会，开展了职员总注册运动，还囤积了大量救济物资。在港口和海关警察中，动员了120人组成一支武装纠察队。30名港口警察在党员的直接领导下赶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攻破了海关军火库，得到了583挺步枪和弹药以及其他武器。[23]

码头工人组织了一个装卸工地下联合工会，组成他们自己的纠察队，进行消极怠工，采用拖延策略，藏匿货物，总体上尽他们所能阻止国民党逃走。在上海最大的造船企业江南造船厂，据说几百名工人挫败了一次企图将设备转移到台湾的努力。首先，他们宣称自己是生产工人，不是运输工人，拒绝将机器拆卸、装箱和装船。国民党士兵被叫来做这些工作，但是做不好，工人们被迫接手。他们随后采取了不同的拖延策略，慢条斯理地工作，将机器最贵重的部分藏起一些，将有缺陷的和非核心的设备装箱。一些工程师同样也参与了此事，为成功地偷梁换柱保全设备贡献了力量。最后，少于1万吨的大多数残次不全的机器和设备海运到了台湾。然而撤退的国民党几天之后采取了报复行为，它的轰炸机命中了造船厂很多次，造成惨重的损失。[24]

1949年1月到5月，共产党青年团在交通大学设法招募了400名学生。在那里，相似的准备撤离的命令遭到很多教授和学生激烈反对。他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条决议，宣布“学校绝对不能搬”。课程继续进行，学生整个春节都在校园里，以防止部队占领学校。解放前夕，老师和学生组成了一支纠察队，防止搬走图书馆、实验设备和其他可移动物件。学生还尽可能地收集关于国民党在大学附近防御工事的信息，向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队报告。[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