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4/9页）

当林彪的部队到达华中时，这一问题变得愈发明显了，终于引起了共产党的重视。共产党提醒各地的负责人，只有彻底完成农村的改革之后，城市才能“领导”农村。林彪在《华中局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中指出，在东北和华北，土地改革已经顺利完成，农村地区普遍成立了人民政府，这为共产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创造了必要条件。在这些任务尚未完成的其他地方，当地政府决不能忽视农村工作。林彪认为，当前在华中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农村。“党的所有组织、宣传、教育和政府工作必须围绕这个重心，”林写道，“党的目标并不是留在城市，而是坚定地以农村为中心。”[136]

尽管缺乏城市管理和工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一些最基本的城市问题。和南京政府不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一种合理、有效、部分借鉴苏联经验的工人政策。该政策主要依靠社会风气、树立典型和物质奖励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条款，以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但并不赞同工人提出的可能严重影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要求。共产党试图利用民营企业家的经验和资本，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工人政策消除民营企业家的疑虑。这一努力始终没有完全成功过。但在1950年初，高岗自豪地宣称，在东北的第一年，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根据高岗的说法，政府为所有公有企业制定了生产计划。所有重要行业都超额完成了规定的生产计划，尽管这些行业的平均产量只相当于1943年（当时还是日占时期）的1/3左右。这些行业包括钢铁、铜、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同时完成的还有铁路运输计划。没有完成生产计划的行业包括农业、棉纺、织布、造纸这类轻工业。

私营企业同样得到了恢复。高岗声称，从1949年6月至12月，沈阳私营企业的数量增加了23%，受雇于私营企业的工人增加了18%。1948年，在东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物价上涨了8倍，但在1949年，上涨的幅度仅为80%。由于物价的稳定，劳动保险制度以及工人医疗福利制度的建立，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大大地减轻了。1948年，农业总产量的23%上交给了政府，到194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0%。

高岗这样总结了这些成果的重要意义：

过去的一年已经证明了我们党不仅善于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和革命战争……也能够领导人民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管理好经济建设工作。这项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但它已经成为现实，并且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代化和经济建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全新的、困难的事情。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已经从战争和土地改革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党已经培养并派遣了数千名干部直接参加经济建设工作。这些干部已经取得了管理经济和城市的书本知识，现在，他们正在实践中学习。他们现在处于认识新事物的第一个阶段，他们正开始能够做他们过去所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过去学会了土改和打仗，现在，用同样的方式，也可以学习并学会经济建设这项新工作。[137]

中国共产党1949年城市政策的许多内容，后来（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要么被取消，要么经历了修改。但共产党城市政策最根本的概念“城市领导农村”，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没有发生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视城市发展而忽视农村，成了刘少奇众多罪名中的一项。“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一股反“城市暴政”的思潮，许多中国人对西方和苏联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特点表示厌恶。一位官员甚至对外国游客说“我们正试图将农村城市化，让城市田园化”。[138]这恰恰是一个共产党人在1949年认为“诱人但无用”的概念。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363页（第1427页）。

[2]据一位美国外交官说，他的上海同事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持类似观点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经济学家陈翰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及美国驻北平总领事（他引用的是来自共产党方面的传言）。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中国远东卷），第46—47、161、220页。

[3]《解放区两年发展统计》，载于新华社编《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第49—50页。想要总览1946年7月到1947年底这段时间内攻取和丢失的城市，见《1948年手册》甲卷，第33—35页。

[4]除了大城市，很难找到20世纪40年代的人口统计。以下是1948年年中中国共产党占据的绝大部分大城市的人口数据（包括1946年失守的威海卫）。原始资料来自：（1）《东方年鉴》，1942年，第508页；（2）《中国手册》，1950年，页码已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