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3/9页）

最后，该负责人要求，在农村，地方党机构必须成立供销合作社。他指出，在城市引导农村的总体框架下，这些合作社是连接城市国有经济和农村小生产者的最理想的经济结构。它们的功能是，向农村地区提供布、盐、油、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同时购买农民的农产品。[128]

然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缺乏有城市工作经验、能够有效实施党的城市政策的干部。1948年夏天，全国第六届劳动大会决议对一些干部“无纪律”和“不理性”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而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合格的干部。官方声明谴责了干部的农村游击队思维和他们在城市里照搬农村的工作作风的做法。根据前文的描述，在东北，无论在领导还是思想层面，共产党都成功地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而且就其效果而言，也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另一位作家评论道：

现在我们正从农村转向城市，最大困难是一些长期在农村工作的人身上存在的落后、保守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满脑袋是农民意识，不能懂得城市能在革命事业中担负的伟大领导作用……这些人大多数还习惯于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凭他们狭隘的游击经验，他们不能系统地掌握城市工作方法。[129]

由于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反差，进入城市后，一些干部开始腐化。但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干部们缺少现代化城市，特别是工业部门的管理知识。干部和党员不具备系统规划和工作的能力。他们不理解城市是一个集中和统一的整体。他们的工作方式仍然和农村一样，分散、不协调、零散。

在这些不足得到弥补之前，许多工厂的生产已经受到严重影响。例如，由于暂时缺乏棉纱，沈阳北关区一名干部下令关闭一家纺织厂。工厂被用来制作豆腐和停放人力车。在战争时期的农村，这种随机应变的处置方式或许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城市产业的长远发展，这种做法却是不利的。

另一个例子是张进新（音），张同志负责管理沈阳市一家年产量数千吨的铸铜厂。张对于技术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他停止了对冶炼炉的日常检查和维修，声称它们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结果，两台主要的冶炼炉发生了故障，导致了全厂停工。张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向工业部门上交了一份简单的报告。[130]

在共产党占领西安后，由于担心手工业工人失业，负责工业工作的干部有意不让某些机械工厂恢复生产和运营。在一些地方，干部不允许妇女进入工厂工作，而是将大量棉花分发给她们，让她们在家里使用手工操作的纱锭工作。结果，许多纺织厂由于缺乏棉花无法满负荷生产。在东北，工会领导甚至发布了关于如何收费的专门指令。因为许多来自农村的干部似乎并不了解收费的重要性，他们甚至不会开发票和记账。[131]

哈尔滨、吉林以及安东的干部同样受到了批评，他们没有系统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无论是组织工作，还是教育工作，他们都停留在街道的水平上。[132]最初，解放区城市的行政结构分为三层：市、区、街道。1949年6月22日，天津市对这种城市管理方法提出批评，并正式废除了这一系统。新华社的社论也指出，这种行政结构是试图将农村的县、区、村三级政治结构照搬到城市中来。在农村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分布是分散的，不像城市那样集中。因此，区和街道政府无法有效地管理城市的工厂、银行、学校和其他机构。这种政治权力的分散造成了许多城市的“无政府状态”，致使市政府无法有效贯彻党的城市政策。因此，社论认为，城市政府应拥有完全的决策权，具体政策应由市政府各个部门直接实施。[133]

在天津，召开了一次由市、区、街道干部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取消了区和街道一级的政治机构。市政府秘书对与会干部的缺乏纪律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区和街道的政治工作过于冗繁。这些机构取消之后，原来由它们处理的所有教育、宣传、文化、组织、公众卫生、治安、户口登记、工商业和合作社的管理，都集中交由市政府下属的各局管理。[134]

在党正式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之后，立刻出现了第二个问题。这一声明使党在农村的许多领导和干部——尤其是后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北方城市来到农村的知识青年[135]——明显有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已经无须再做任何农村工作了。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希望到城镇去，并且留在那里。有时，大批干部集中到一个甚至没有多少工业、毫不重要的小镇子，而周围的村庄还有许多土匪、残余地主势力在制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