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的实验

1946年1月以后，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时常会派遣一些记者乘机前往张家口监督国共双方是否执行了停战协议。在接受采访时，共产党的领导强调他们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他们经常谈到，张家口的经验将帮助他们确定农村干部是否能在城里有效地开展工作。[5]

毫无疑问，共产党控制城市发生的变化给所有第一次到访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街道上没有乞丐了。人力车夫也大大减少了——和妓女一样，共产党政府鼓励他们寻找新的职业。警察的警棍被没收了，并且被禁止恐吓和殴打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底层劳动者。这些城市给人一种井井有条、管理良好的印象。街道得到定期清扫，在夜晚有良好的照明。建筑物和由市政府拥有和管理的公共汽车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首次来访的人还对共产党打击汉奸的高效率印象深刻。中央政府试图重新占领日本控制的地区，但收效甚微。共产党尽量避免国民党曾经犯过的错误。进入张家口后，共产党立刻逮捕了300名汉奸——他们过去曾积极地配合日本人管理这座城市。包括前市长和秘密警察头子在内的12名汉奸被处以死刑。其他人在获释之前必须参加为期3个月的培训课程。[6]

然而，许多干部的表现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到1946年3月，共产党在张家口的军事和文职人员已经达到了20万。[7]晋察冀边区的报纸担心骄傲自满的情绪会影响一些干部的工作。许多干部似乎不明白，新的革命秩序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和平时期城市重建工作的重要性。该报警告道：“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作人员都必须坚持他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的高度纪律性，他必须遵守和服从和平时期城市里的秩序和纪律。”[8]

将工作重心从农村游击战争转移到更平淡但更复杂的城市重建工作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张家口的城市管理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和迅速。部分原因可能是张家口的城市管理机构能被很好地纳入到晋察冀边区已有的行政结构中。共产党接管张家口之后，立刻组建了一个由宋劭文领导的市民管理委员会。宋劭文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一个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同样在张家口刚刚解放不久，晋察冀边区的各个组织的代表就开始筹备在城市中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这些组织包括边区总工会、共青团、学生协会、教师工会，以及农民协会。

在10月中旬，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国民参政会——一个政府政策的民间咨询机构，国民党地区也有名字相同的组织——决定在察哈尔省和热河省建立正式的政府。这两个省政府完全由共产党控制。另一项决定是，这两个省的人民代表会议应在10月底召开，会议将讨论城市的重建政策，并正式宣布省政府的成立。[9]不久之后，张家口就通过普选选出了该市参加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大约与此同时，张家口还进行了街道组织负责人的选举——该市所有的区都成立了街道组织。进行这些选举的一部分目的是消除不受欢迎的保甲制度。[10]据称，工会在这种“竞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月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112名工人被选为该市6个区——该市共有9个区——的街道组织的负责人。[11]在随后的4月，又举行了该市国民参政会委员的选举，参政会定于年底召开。晋察冀边区政治局的一名委员指出，大约有80%的市民参加了这次选举，最终选出了90名参政会委员和30名候补委员。[12]

对市民日常生活造成更直接影响的是共产党对工商业和劳动者的态度。由于20年来，共产党的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和农民问题，因此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城市会怎样做。在农村，中国共产党重申支持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原则，但反对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制度。地主拥有的商业和工业企业被正式确认为农村封建经济的一部分。这些企业必须“收归国有，合作经营”。这只是党的农村政策得到正确执行地区的情况。在有些地区，甚至小商贩的货物也被没收并发给农民了。共产党的中央和地方文件告诫不要对城市资本进行类似的“清算”。但报告和随后的指令显示，这一期间，在一些当地官员的认可下，这种“清算”行为仍时有发生。[13]

除此之外唯一的线索是共产党有关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若干描述，我们从中有可能猜到共产党将会在张家口采取怎样的政策。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共产党设计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后一段时期中国社会整体规划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础包括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合作经济，但不包括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大的工商企业将被收归国有，并由国家经营。[14]总之，共产党1945年的城市经济政策包括：消灭官僚资本（由国民党官僚控制的大型垄断企业）；抑制通胀；帮助私营企业（具体方式有贷款、提供原材料、协助产品的销售）；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15]共产党在内战期间就曾提出并广泛宣传类似的口号：“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但真正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似乎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政策如何能在被农村动乱包围的城市中得到有效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