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城市政策的起源（1945—1946年）

关于共产党在张家口的管理工作，我们的描述或许是极不完整的，但仍然可以看出，在指导思想上，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具有浓厚的农村倾向。共产党给张家口经济设定的目标是，让它成为更大的晋察冀边区生产运动的一部分，而这一生产运动强调农业和轻工业要超过重工业。其目的是，在中央政府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以及战时环境下，实现基本程度的自给自足。

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将张家口发展成一个工业和商业中心，为时尚早。共产党显然对中央军队1946年的攻势估计不足。对于张家口，共产党是用心经营的。在那些被认为不能长期固守的城镇，共产党通常只是搜集战争物资，不会着力发展当地的商业和工业。在这些地区，共产党一般会拆掉所有的机械设备，将它们运到更加安全的地区，加强那里的经济和生产。我们在第六章提到过这样的例子，在东北农村，共产党军队运走了当地诊所的设备，当然，他们没有侵犯农民的私人财产。

当共产党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城镇后，运走当地设备最终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但这种习惯养成于长年的游击战争，难以在一夜之间改变。共产党越来越有能力保持自己的胜利，因此，他们开始注意，在占领城市的同时，要对工商企业进行保护。所有文职和军事人员都被告知，一旦进城，就要放弃他们的“游击思想”。[48]随着战局的发展，在所有的地方，共产党开始实行在张家口采取的城市政策，保护私人财产、促进贸易和生产。

后来，共产党自己也提到了他们在张家口的过分自信。[49]这一言论的直接来源尚不清楚。共产党承认，把张家口发展成第二个战时中心的决定，就当时而言，在战略上是不成熟的。另一个错误是，新的市政府似乎总想照顾所有人的利益。随后的变化表明，主要的问题或许包括：税收激励计划、公共部门的扩张、相对高的工资水平、采用8小时工作制。在1946年，包括张家口在内的许多地区都采取了这些措施。

所有边区政府都采取了有利于促进贸易和工业生产的税收办法。然而，共产党并没有实施人们预想中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税收政策。根据晋察冀边区1946年推出的税收法规，能免除所有税收的企业只包括：提供某种原材料的公有企业、生产农具和打印机的企业、非营利性质的慈善事业。共产党采取渐进的税收方式，数额从企业纯利润的2.5%到最高33%。共产党的分级所得税只对最穷的人免税，他们的收入大约为民众总收入的10%至30%。[50]

正如前文提到的，1946年春天，张家口首次对公私企业的所有权进行了调整。解放区的其他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整。5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宣布，将华北最大的两个煤矿——峰峰煤矿和焦作煤矿的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上。在同一时期，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其他6个煤矿、山西东南部的太行工具厂，也被交到私人手中。[51]

6月，热河政府发布了旨在促进公私矿业发展的临时条例，热河省以富含金、银、煤等矿藏著称。条例规定，日据期间被日本人强占的私人矿产，必须归还原主。租给日本人的私人矿产，在租约到期后，也要交还原主。另外，所有日伪人员拥有或经营的矿产将收归政府管理。同时，热河政府还鼓励私营企业家租赁和经营矿产。[52]

事实上，所有边区政府都公开鼓励商人和企业家投资各行各业，并给予他们贷款和其他支持。例如，1946年5月，一家私有银行——瑞华（音）银行，在邯郸市大张旗鼓地开业了。另一个广泛宣传的事例是王英古（音）。据称，在他两次反抗甘肃的国民党当局后，他的两家化工厂都给没收了。最终，在1945年秋天，他逃到河北南部，并在此处开办了新工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给他办理了低息贷款，并把由各乡各镇“收集”到的零件设备免费送给了他。

1946年“五一”劳动节，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共产党想要减轻私人资本的疑虑。内容如下：

私人资本是重建解放区的一股必不可少的力量。在国内外垄断资本的沉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的成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了战胜这些困难，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劳资双方的互相谅解和协力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合作不仅对国家有益，对双方也都是有益。工会一方面要说服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以提高劳动热情……另一方面，工会也要说服工人，不向资本家提过高的要求。并做到节约原料、加强纪律、加强和改善组织管理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整个工厂的利润。[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