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第5/8页）

[67]黎玉：《报告》，第12、57—59页。

[68]同上，第12页。柯鲁克夫妇所著《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中的革命》，第110—113页同样描述了河南武安县的一次类似的会议。

[69]数据的来源是：黎玉：《报告》，第12、47页；《莱东县政府：1946年上半年民政工作总结》，1946年。莱东县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鲁中地区泰山分区新成立的一个县城。1946年，这个县有44838户，241435人，住在430个村庄里。这里呈现的数据来自357个这样的村庄。但是黎玉自己承认，数据采集非常困难，他的报告中提供的数据仅能代表“大致情况”。莒南县的数字可能是最准确的，因为这是当时党的土地政策实行得最彻底的地方。

[70]黎玉：《报告》，第15、60—61、84—85页。

[71]黎玉：《报告》，第12页。

[72]黎玉：《报告》，第49页。

[73]同上，第13—14、31—32页。

[74]黎玉：《报告》，第33页。黎没有引用他用来做参考的中央指示。他在9月做出的陈述与上面引用的1945年11月党内指示的语气相似，在这个指示里，毛写道：“只要它真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发生的任何过火行为以后都可以纠正。”

[75]这句引用的话非常有名，说的是革命和请客吃饭间的区别。毛泽东的《湖南报告》的选段当时被广泛重印，这一段无一例外地都予以了保留。在相同的一段中，毛还写道：“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神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来自《重要文献》，第19页。

[76]黎玉：《报告》，第33页。

[77]黎玉：《报告》，第33—37页。

[78]同上，第13—14页。

[79]《解放日报》（延安党报）在1945年2月9日至4月4日着重强调了这样的问题。

[80]参见此处。

[81]关于早先的想法，见萧作梁的《中国的土地革命》。1947年《土地法大纲》将在下面讨论。

[82]力耕：《解放区走向“耕者有其田”》，1946年9月10日，编入力耕编写的《土地政策》，第18页。

[83]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13日。

[84]这个过程在柯鲁克夫妇的《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和韩丁的《翻身》中有描述。两本书提供了亲眼所见的，对晋冀鲁豫边区村庄里土地改革的描述。

[85]《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1946年4月17日，见力耕编《土地政策》，第64页。

[86]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明日中国》，第90—91页。

[87]该研究标题为《北满的殖民地问题及其未来发展》，由满铁株式会社经济部的一名员工撰写。《中共在东北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与办法》引用了这篇文章，编入力耕编《土地政策》，第62—63页。

[88]力耕：《土地政策》，第63—64页。

[89]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7月23日和26日。

[90]《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载于新华日报社编《东北问题》，第159页；以及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8月20日。

[91]《陕甘宁边区政府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载于力耕编《土地政策》，第57—60页。

[92]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12月24日；新华社北平电讯，1946年12月26日。

[93]史枚：《论现阶段的中国土地改革》，载于沈志远等人编的《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第26页；见许涤新：《中共土地政策指示的发展》，同上，第19页。

[94]（1）《华东局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1947年7月7日，《工作通讯》24，第2页；（2）《贯彻关于“耕者有其田”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见《1947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14页。

[95]新华社，1946年7月26日；新华社，1946年7月26日。鲁风：《钢铁的队伍：苏北解放区实录之一》，第255页。

[96]可参见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12月11日；李敦白为法新社写的新闻报道，1946年12月5日；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12月24日。

[97]参见此处。

[98]郑岳春，参见此处；鲁风：《钢铁的队伍苏北解放区实录之一》，第255页。

[99]柯鲁克夫妇：《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第127页；韩丁：《翻身》，第209页。

[100]新华社延安电讯，1946年10月20日。

[101]区党委：《关于机关部队生产土地归农的指示》，见《1947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第1—3页。

[102]以下讨论主要依据三份史料：《潘复生同志的总结发言》，1947年1月17日冀鲁豫地区党委人民运动工作会议；参见此处；《区党委关于深入土地改革群众运动的指示》，1947年3月12日。均编入《1947年上半年来区党委关于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分别在第4—7、8—16、2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