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第5/16页）

下面的内容指的是两种情况下的土改。一则陈述主要来自非共产党员的上海记者对苏北局势的报道。还有一则主要基于冀鲁豫地区的党内报道，以及在1947年初访问该地区的杰克·贝尔登的见闻。首先让我们看看江苏的故事。

苏北

到1946年初，该地区有29个县完全在共产党手中。中央政府投入了约15万人的兵力将共产党赶出苏北。攻势开始于1946年7月，从长江向北，从津浦铁路向东推进。政府军向东移动，渗透到了将共区一分为二的大运河沿线的县镇。到第二年春天，他们已经夺回了苏北所有的县镇。虽然政府占领了运河沿岸的主要城镇，但是共产党游击队员在继续扰乱政府在大运河和铁路之间的交通系统，而且运河的大片领域依旧在共产党手中。

一位作者提到，共产党在苏北的地位在1946—1947年和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些差别。国民党军队不比日本和汉奸的兵力强大，而共产党军队，无论是常规军还是地方军，比起抗日战争时期，在组织、训练、经验上都增强了不少。第二，日本人由于兵力更胜一筹，不但能够占领大的中心城市，也能占领环绕着它们的区域和小的城镇。相比之下，政府军在农村无法自由地从一个点移到另一点。最后，共产党需要相当时间发展实力，发动对日本的反击。但是在国民党进攻开始的一年内，新四军就开始收复失地了。构成共产党新的力量基础的，据说得益于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这应归功于多年的政治训练，彻底粉碎了保甲系统，在村里确立了经选举产生的政权，还得归功于土改。[128]

然而，政府的胜利使得所有的县的行政部门有可能在国民党的控制下重建，当地的国民党管理和行政人员有可能重新回到原来的旧的管辖区，一些之前逃离的地主和商人可能返回并重新恢复原来的方式生活。政府重新回到苏北的行动在1947年春达到最高峰，持续了大约一年。在那段时间，可以说因为忽视了南京发布的指导他们在光复区行动的命令和法令，当地官员和他们的地主盟友中了共产党的圈套。

在1947年初，一个上海记者的视察团花了九天游览了南通、海门、如皋和东台，返回的时候写了严峻的报告。离镇子只有一两里开外的路就不安全，共产党已经开始发动大规模的战斗。他们能够迅速移动，避开敌人的主力要归功于他们政治活动的成功。假如“政治活动”被认为是共产党随机应变的源头，它也被认为是国民党无能的关键原因。《大公报》聚焦于土地问题，称它引起了农村地区的很深的裂痕。在共产党统治的地方，分了地，斗了富人，甚至一些中产阶级的日子也被弄得不好过。但是在中央政府统治的地方，在它最近收复的地方根本没有土地政策，很多人也不满意。文章得出结论：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似乎政府的唯一目的是重新取得统治权，对其他都不闻不问。[129]

一份国民党监管的报纸说得更直接。《申报》称：由于各个层面的“不健康”，苏北当地国民党行政机器无法顺利运转。县和村行政机构掌握在坏人手里，人们的生活很悲惨。他们要交各种各样沉重的税收，劣绅和其他地痞利用形势勒索和压迫他们。[130]这些正在苏北发生的情形，是当地官员伙同返回的地主进行的有组织的勒索和报复。

政府官员实施的工作中，最招致恶名的当属“自首和悔过”的政策。在工会、农会、商会、妇女会等等共产党设立的组织中，表现活跃或担任职位的人被逮捕，并被勒令悔过。在这段时间，乡里七八十个这样的“投降分子”被关起来是常事，而足有两三百人被关进区监狱。在监狱里，他们被要求写认罪书和悔过书，出示一串保证人，上缴武器。因为很多人没有武器可以上缴，获得自由的代价往往是一两黄金。假如没有金子，这个人可能被判死刑，就看主管的官员高兴与否了。假如金子奉上，通常会落到官员的口袋，而不是像宣称的那样，用来武装自卫军。

报复事件屡见不鲜。一天晚上，在泰兴县的一个村庄里，官员们处决了12名自首者。在黎明时分，村长传唤家属到场，出示他们的遗体，称共产党对死亡负责。然而在另一个事件中，如皋县周家村超过100名投降者试图越狱，并夺走地区局的武器。他们随后杀死了大约70人，包括当地官员以及地主的家人。

另外，重回乡村的地主组织了“地方管理促进会”和“收租会”。假这些组织之威，地主在武装护卫的跟随下，挨家挨户地与他们原来的佃农“清算账目”。抱着以牙还牙的心态，地主试图将他们在共产党手里被剥夺的利益抢回来。假如农民选择逃跑而不是与他的老雇主见面结清账目，等他回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发现家里已被洗劫一空。在当地官员的帮助下，地主又开始收租了。有时收租有武装护卫。这就是“收租会”。虽然1947年秋庄稼歉收，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区域，租金和土地税加起来形成了沉重的税负，据报道一些佃农都无法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人。[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