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第2/7页）

在日本占领的整个时期，东北人并没有意识到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军队。但他们很快了解了这两支军队的差别。现在他们对共产党“抱有更大的希望”。这位作家用略带讽刺的口吻描述满足这些纯朴的百姓有多么容易，但他依然承认，一队暂住在自己家里的共产党士兵给自己的母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十分尊重老人，对16岁的孙女也很有礼貌，离开时没有拿走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东西。[6]

不仅如此，关于共产党对待战俘——无论是军官、士兵，还是政府文职人员——的报道也大多是正面的。[7]共产党的优待政策据说在劝说敌人投降上特别有效。俘虏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加入共产党军队还是回家。那些愿意回家的人在遣散之前会得到香烟和旅费。

1948年4月，这名记者哀叹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痛苦，同时指出，政府仍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它还可以赢得人民支持，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军事决战。他写道，之所以会有今天的局面，是因为共产党军队已经“深入到了人民中间”。[8]尽管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公务员、商人和其他有钱人不希望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逃到了国民党控制的松花江以南城市，但更多的人加入了共产党。因此，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东北之所以没有发生与1947年2月的台湾暴动类似的动乱，是因为所有想反抗政府的人已经投向了共产党一边。[9]一位作家对当时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总结：

须知共产党之掘铁道、埋地雷、丢炸弹，并不是他带来的，而是老百姓替他办的。共产党在东北没有兵，是中央不要的兵。共产党没有枪，是中央干不好送他的枪，甚至还有偷卖给他的枪。共产党没有人才，是中央不要的弃才。[10]

其他地区

除了东北以外，民众还将其地方的政府军队与共产党军队进行了比较。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在几乎每个战区都会遇到和东北相似的事情。《观察》发表了许多报道，赞扬共产党军队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尽管一些报道的作者并不赞同共产党在其他方面的政策。这些地区包括苏浙皖地区、长江以北的江苏泰兴县、冀中部、陕西西部、甘肃和晋南。[11]

一位记者考察了苏浙皖地区的新四军第1师和第6师的军队纪律，并做了相关报道。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部队行军时，没有任何军官会携带自己的妻子或小老婆；共产党军队不会强迫民众提供劳役；军官和士兵享受同等待遇。不仅如此，新四军总是尽可能地与民众建立友好关系。他们通常会以比现行价格略高的水平从当地市场购买物品。当地商人因此称新四军为“四大哥”。但这位记者提醒到，一旦“四大哥”在一个地方稳定地驻扎下之后，就会逐项实施自己的政策，首先登记当地的住户，然后征税，最后是招募士兵。[12]

大部分讨论过此事的作家都承认，共产党的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好的策略、聪明的手段和严格的部队纪律。所有人都知道，共产党控制了整个地区，而政府军想守住“点和线”——即主要城镇和交通动脉——都很困难。由于共产党“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能够获得战争所需的大量粮食和人力补充。[13]同样地，自由派周刊《时与文》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天津南部战区的情况。这篇文章指出，政府军只有通过武力才能从老百姓那里取得粮食。另一方面，共产党则不存在这样的困难。仅仅凭共产党征集人员手中的“一张纸条”，民众就会把所需物品运到指定的地点。[14]

“原因很简单，”另一位作家写道：

国民党无法改正其缺点和打败共产党，因为国民党受到了其社会和经济组织的限制。也因为共产党军队已经在解放区改变了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共产党已经能够建立它所需要新的社会秩序。共产党能高效地征粮征兵，组织地区自卫。共产党不需要分配专门的军队防守由它控制的村庄和城镇。[15]

另一位记者写道，政府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在与共产党军队的作战中，国民党已经了解到，政治要比军事更加重要。但国民党政府始终不愿推翻旧有的社会体系，这决定了它最终的命运。[16]

1946年夏，一名国民党公务员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山东菏泽度过了三个月，他对共产党推翻旧社会的努力做了最积极的评价。这名公务员是因为黄河改道被派往这一地区开展救灾工作的。由于没有多少实际工作可做，他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讨论政治以及寻找共产党成功的经验上。在最终离开时，他看到的许多东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财富的平均、共产党官员简朴的生活条件，尤其是他们的“行政工作作风”。他发出感叹：“这些共产党人和我们完全不同”。他提到了他们的真诚、执行任务时的责任感，以及他们在会议上坦率地承认错误和相互批评。他写道，他们不会像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承诺一件明知做不到的事。当然，他承认，“较低级的干部难免会做出空洞和机械的回答……但有思想总比没有思想好，尽职尽责和充满自信也比疏忽大意和自我欺骗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