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

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而言，吸引最多关注和得到最正面评价的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战争有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知识界拒绝支持政府进行战争，原因之一是民众为战争承担了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对农民横征暴敛，政府低价购粮借粮，官员投机，征兵腐败，军队纪律涣散，抢夺平民。

在自由主义者眼中，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并非完全无可指责。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认识到，无论人民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多么大的苦难，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政府——仍然设法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增强了它在农民中的力量。当国民党官员和他们在农村的同盟者继续利用战争为自己谋取私利时，共产党则通过战争在农村取得了更为广泛的民众支持。[2]自由主义作家将共产党的成功归功于以下几点：合理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确保这些政策得以实施的相对高效的行政能力和廉洁；以及共产党军队严格的纪律。

东北地区的情况

正如第五章提到的，“二战”之后，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缺陷已经广为人知并被广泛讨论了。同样为人们所知但并没有被广泛讨论的是，共产党十分有效地利用了政府犯下的错误。国民党的东北收复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强化和扩大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总而言之，为实现这一目的，国民党采取了许多措施。政府将东北三省划分为9个行政单位，但几乎所有的高层职位都由外省人担任。由于仍对东北军队持有怀疑，在1946年苏联人撤走后，政府没有让东北军队参与接收。政府在当地的同盟者包括地主和其他曾和日本人合作过的人——他们是唯一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支持在东北仍有极高威望的少帅张学良的人。在1946年末或1947年初，在十年前的西安事变中被捕的张少帅被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台湾。

按照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者的说法，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些措施引起的普遍不满。共产党意识到，绝不能和中央政府一样，对东北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共产党尽可能地安排东北本地人担任政治和军事职务。曾由张作霖和张学良统领过的残存的老东北军中的大部分人都转投了共产党，其中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共产党对他们表示欢迎，允许他们作为一支非共产党军事力量保持独立的身份，但必须接受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指挥。张学思被委以重任，他同时担任了辽宁省省长和东北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当时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副主席的职务。[3]

在东北的共产党军队中，本地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到1946年年中，被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的林彪部队总人数已经达到大约30万人。这支部队包括三股力量。第一支是由周保中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1938年日本入侵东北后遭受了严重损失。从1940年到1945年，抗日联军的幸存者大部分转入了地下活动。仅有几个小分队在他们藏身的山区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争。还有一些人被捕入狱，一直被关押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这支部队残余的地下人员和监狱里的幸存者重新组织起来，与苏联军队进行了合作。到1946年年中，经过重新命名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的人数到达了15万左右，其主要构成是东北本地居民。

人民自治军是林彪东北部队的第二股军事力量。这支部队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华北由张学思领导的老东北军。1938年后，这支部队开始游击战，与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区以及晋察冀交界处的共产党进行了合作。1945年，当这支部队离开华北，向东北进发时，它的人数只有3000左右。然而，部队回到东北后，许多以前的同志重返了队伍。到1946年年中，据估计，这支部队的人数到达了2.5万。

东北共产党军队的第三股力量是八路军，它实际上由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组成。在1945年10月和11月，这些部队——其中一些由东北将领指挥——从山东（乘坐舢板）、热河、河北、绥远（依靠步行）转移到了东北。[4]

沈阳和长春记者的报道常常给人这样的感觉，即所有的军队——苏联军队、共产党军队和中央政府的军队——都是不受欢迎的。[5]然而，尽管有各种不同的报道和故事，几乎所有有关政府军和苏军的评论都是负面的，中国共产党得到的评价则要好过平均水平。例如，我在前一章曾提到过，1947年初，一名来自农村的作家在自己的老家——离四平街（四平的原名）120华里——待了10天。政府军和苏军都给当地居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中国共产党随后在一个短时期内控制了该地区，他们的表现显然好得多。的确，他们撤退时从日本人创办的150个床位的县医院搬走了X光设备和输血设备，但他们并没有侵犯农民的个人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