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林林总总的控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第2/2页）

然而在1946年9月，言谈似乎太有必要了。《观察》第一期包含了一则宗旨宣言。注意到公众的士气越来越沮丧，编辑回忆了在不久的几年前，国家是如何凝聚在一起对抗外国侵略者的。但是今天，他写道，比起关心整个国家的福祉，人们似乎更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办刊物的宗旨，是振奋民众，“以救国家于危难之中”。[10]

这一时期，所有自由主义文章和学生示威的内核，是相信如果把异议表达地足够令人注目，政府多少会被迫对公众关于和平、经济重建和政治改革的要求做出回应。这个信念一直持续到1948年中期。到了那个时候，政府的不回应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事实上过不多久它甚至是没有能力回应了。然而在那以前，学生试图通过游行、请愿和各种宣传活动积极动员民意；与此同时，老一辈知识分子着重于“公众反应和严肃讨论”。为此，《观察》致力于呈现政治观点，呈现对政府、国民党和反对党的负面评价，也呈现正面的改进意见。这些观点和论述基于对政治和社会的自由主义观点：该观点认为，通过自由、进步和理性促进民主的实现最能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这一观点包含的理想和期望表露无遗。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共同特性。储安平写道：

关于民主：

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

关于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的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是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关于进步：

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并驾齐驱，共同生存。

关于理性：

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藉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