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3]（第2/3页）

11月27日，昆明几乎所有高校和中学约30多所超过3万名学生拒绝上课。第二天，罢课委员会再次开会。他们达成共识：“一一·二五”事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总体政治形势的反映。会议起草了四点要求，决定通过无限期的罢课来实现它们。这四点要求为：（1）停止内战；（2）实现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的民主与自由；（3）建立联合政府；（4）外国势力不得插手内战。

同时，云南省当局也在寻求平息学生罢课的途径。他们号召在中学和高校内建立反罢课委员会。省教育部部长召集中学和高校校长举行会议。在会议中，云南大学校长据说在发言中表示，如果士兵那时在学生集会时不开枪会比较好。新来到昆明的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的回答广为流传：“你的学生有演讲的自由，我的士兵有开火的自由。”但是李宗黄保证发表支持国民自由的声明。

11月30日，学生走出校门来到昆明的街道，以小分队的形式宣传他们的四项新要求。他们到处受到便衣警察和警方的阻挠。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学生认定情况过于危险，第二天他们将不走出校园。在12月1日早上10点钟之后，一大群陌生人拥进云南大学的正门，他们有的穿着军服，有的则是小工或普通民众打扮。学生快速集合，用石块投掷闯入者，命令他们撤出。这些人随即转赴西南联大，途中经过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时击毁门窗。一队人马攻击宿舍，另一队强闯入联大师范学院。当暴徒冲进食堂时，学院的学生正在开始吃午餐。一场混战开始了，附近昆华工学院的学生闻讯跑来助阵。捣乱分子最终被赶出了正门。作为回应，这次他们将一枚手榴弹越墙扔入。一位学生被击中，其他学生往后撤退。暴徒再次拥入正门，并扔出第二枚手榴弹。许多学生受伤。一位女生冲上前帮忙的时候，身上被刀子捅了数次。

在寝室，学生被告之袭击正在进行，于是他们尽可能做好准备。一位中学音乐教师刚刚走出大学理发室，这时一枚手榴弹落在他跟前。他捡起手榴弹，显然准备扔回去，结果手榴弹在脱手前爆炸。在联大工学院，仪器被捣毁，一名教授遭到殴打。云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赶来救助伤员，但是入侵者堵住了去医院的路并袭击了一名送往医院的担架上的学生。闹事者直到下午5点后方撤离。包括那名女生在内的三名学生和音乐老师生命垂危。在手榴弹袭击中，一位男生失去了一条腿，至少十名其他学生受了重伤。

直到几个星期后，昆明的学府才重归平静。在这期间，死者被追认为烈士。他们的同班同学把大学图书馆清理出来一部分放置装殓的棺木。悬挂挽联，烧香供奉。棺木在图书馆停放了三个半月，学生们在这期间为能够获得在城市街道列队出殡的许可奔走。在这三个半月中，昆明接近一半的市民前来吊唁，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则出于好奇。

在事件发生的几天内，昆明当局宣布两位复员士兵已被逮捕、审判和定罪。两人被立刻枪决。重庆和昆明的官员随后声称这两个人被共产党收买，在学生中制造事端，又提及昆明学生的反战运动系共产党煽动。[9]与重庆国防部有关联的某消息方称共产党“用金钱和地位贿赂歹徒，受雇者潜入神圣的学府，暗藏武器，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酿成惨剧。”[10]

学生们不领情，认为审判和枪决（前者秘密进行）只不过是自我洗脱。有一种盛行的说法是，这两个人只是随便从当地监狱提出的犯人。学生普遍认为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李宗黄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对这起暴力事件负有责任。[11]因为多年前的一起事件，学生对李宗黄特别持敌对心理。作为一名年轻的国民党官员，他据说在昆明教育改革运动期间对一位学生梁元斌的死负有责任。

12月5日，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拟定了十一条要求作为复课的条件，这十一条要求可按基本目标分为三类。这三个目标为：立即结束内战；对“一二·一”惨案的彻底调查；惩办罪犯，包括罢黜和审判惨案的涉嫌组织者，即李宗黄和关麟徵。在这三个主要标题下的细节要求包括：成立联合政府；保护公民自由；杜绝随意的逮捕；撤回中央通讯社侮辱联大，称教授和学生为共产党员的表述；抚恤伤亡者。[12]

12月8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敦促学生结束罢课。在联大，学生直到12月26日才重新上课，依旧坚持认为他们的要求没有被满足。同时，随着事件始末的被知悉，全国掀起了声援的浪潮。到了1946年3月，学生被允许列队出殡的时候，全国的各城市和城镇为音乐教师和三名学生举行了追悼会。[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