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3]

1945年12月1日，卢汉被任命为云南省的新一届主席——虽然一段时间之内他没有正式从代理主席李宗黄手中接管公务。卢汉被指派到这个位子上，属于中央政府政策的一部分，意在将西南省份归于其直接控制之下。这也是接下来政府更大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企图消灭所有半自治区域权力中心，在日本投降后巩固地位。

到国民党时期的龙云为止，云南有长时间的自治传统。龙云自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掌管云南。然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与中央政府结盟，他的亲戚卢汉率领的滇军与国民党军队并肩对日作战。在战争到达尾声的时候，中央政府马上派遣卢汉率部到印度支那接受日军投降。同时在昆明这边，政府的第五军在司令杜聿明的指挥下在10月3日和4日包围了省城，命令主席龙云投降。在稍作抵抗后，云南处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下。国民党省党部主任李宗黄被指派为代主席，直到卢汉能够担当起他的新岗位。

同样在1945年10月，毛泽东在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了43天的谈判后回到了首府延安。大的原则已经取得双方的同意，但是细节有待进一步探讨。注意到广泛的反内战情绪，双方的代表继续谈判。但是双方军队的战争行为在继续。在这紧张的局势下，反战情绪开始滋长。在11月中旬，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成立，它发出通告，呼吁工人、学生、商人和政府职员继续罢工、罢课、罢市，以表达他们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事的反对。

起始事件

尽管有许多现实的顾虑，学生的反内战运动还是在1945年11月25日傍晚拉开序幕。来自昆明几所学校的学生聚集在一起，抗议政府和共产党武力冲突的继续。在昆明，类似的聚会不是第一次。学生已经在一个讨论胜利与和平问题的聚会上表达了对内战的反对，当时正值重庆谈判进行时期。那次聚会在西南联大校园举行。那里的学生首先加入抗议原属情理之中——抗议战事对他们“和平和正常生活”的希望带来的新威胁。这些学生中，很多都是从日占区逃出，在西南部度过战争岁月。他们和他们的老师曾经受过的苦难在他们的记忆中依旧历历如新，他们非常渴盼能够回到北方。[4]民主同盟是由几个小反对党派结成的联盟，参与了反内战联合会的建立，在逃亡到昆明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中也有很多坚定的支持者。[5]

虽然和平谈判仍在进行中，重庆的官方消息攻击新的反战努力为共产党所煽动，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不辨事理的理想主义者之作。[6]与这些报道矛头一致的是，在移除龙云后彻底掌权的昆明当地国民党和军事首领，试图阻止学生继续举行新的会议。新会议预定在11月25日在云南大学校园举行，并明确对外宣传是一场反战的会议。大学校长感到了压力，拒绝会议在校内举行。在24日，当权人士禁止所有的未经当地安全官员首肯的聚会。学生不顾这一命令，称其为对他们公民自由权的侵害。他们在城墙之外的西南联大校园的图书馆前面举行会议。到7点钟，几千名学生聚集在一起，听四名著名教授关于反内战以及建立允许所有政治党派参与的联合政府的演讲。[7]他们的演讲不完全按照原计划进行。

第一位演讲者开始做演讲不久，大学围墙外就听到了枪声。因为开始没有人意识到为什么会放枪，会议继续进行。然后电路被切断，麦克风没有了声音。枪声渐渐移近，直到最后大家意识到：枪弹在坐在地上的听众的头顶上掠过。场地外有扩音器命令会议解散。与会人员无视了这个命令，会议继续。剩下的发言人试图把声音盖过阵阵枪声。会议又一次受到打扰是一个王姓男子带领三四十个人，挤进了会场。当他大声喊出政府立场的时候，枪声停止了——他说中国现有状况不是内战，而是“共匪”煽动叛乱，政府在尽最大可能镇压这场叛乱。据学生说，王姓男子后来被验明了身份，他是军统云南省分局的官员。[8]

在教授尽最大努力做完演讲后，学生决定致信蒋介石和毛泽东，请求他们和平地解决争端。然后会议结束。但是当学生们开始陆续离开时，他们发现回城的路被刚刚开火的、跟随王姓男子的士兵封锁了。第二天，昆明报纸刊登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来的快报，报道前一天晚上郊区发生匪警。

行动和回应：学生和当局

读完官方新闻叙述后，联大和云南大学学生自治协会干部碰头决定进行三天的罢课来抗议当局的“法西斯行为”。其他学校马上回应，并派遣代表参加新成立的昆明学生罢课委员会的会议。

当天傍晚，委员会决定印刷罢课公告，由成队的学生走出校门到市区进行分发。他们忙碌了大半夜，试图在每家每户都留下传单，以便让城里的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学生要奋起罢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