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可怜的战败者（第4/6页）

柏林的破败有目共睹，而当务之急是如何恢复正常的秩序。现在，柏林市内的电车系统有90%以上已经瘫痪，地铁和城区的铁路都泡在积水里。食物有限，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考虑如何活下去的问题，他们费尽心思地开始找食物。只要火车出站，就有成百上千的人爬到车顶或者将身子紧贴在车厢上到郊区去想办法。这些人被戏称为“仓鼠”，这是在1918年饥荒时留下的说法。而这些搭载的火车就有了一个贴切的名字“仓鼠特快”。除此之外，柏林的水、电、煤气等基本的公共供给都陷入混乱，建筑大面积被毁，这座城市的100多万人流离失所，他们不得不在地窖里甚至是避难所里暂且安身。

5月11日星期五，战后第一场“犹太教礼拜仪式”在犹太医院的教堂里举行。由红军的犹太教士主持，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举行这样的仪式，对那些刚刚经历了人生巨大苦难的信徒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此时，他们终于可以平静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给自己片刻安宁、给自己重生的勇气和希望。

清洗残余

相比柏林，那些留在东普鲁士的德国人要更为不幸。贝利亚将阿波洛诺夫派到东普鲁士负责指挥清剿行动，那里有9个团的苏联秘密警察部队和400余名“锄奸团”成员。从1月份开始，他们以“间谍”和“破坏分子”等理由处死了5万余人，对那里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1940年，该地区的人口有220万，到了1945年只剩下19万人。因为苏联人对东普鲁士深恶痛绝，所有物品几乎都被洗劫一空，就连灯炮都被那些家里还没有通电的乡下士兵拧下来带回家去。农场里的家畜或被当场宰杀或被运回苏联，大片的土地无人耕种。女人们被带回苏联，被强迫在森林、沼泽等地区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直到1947年，她们才回到了德国，多数人直接被送进了医院，长期的劳累和被虐让她们染上了肺结核。

在波美拉尼亚，尽管食品非常短缺，好在初夏的荨麻和蒲公英等都结了果实，可以充饥。面粉缺少，人们就用白桦树的树皮磨成粉掺在里面一起食用，勉强渡过难关。很多物资紧缺，没有肥皂，人们就用山毛榉的灰来代替。他们与苏联占领者关系还算和睦。

早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就说要建立一个强大、自由、独立的波兰。而在如今的波兰，贝利亚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集结了强大的兵力；为了占领德国的苏占区，希洛夫也派了10个团的苏联秘密警察部队；为了镇压波兰，谢利瓦诺夫斯基调动了15个团的苏联秘密警察部队。同时，贝利亚还任命谢利瓦诺夫斯基兼任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秘密警察部队的代表和波兰公共安全部顾问。

许多纳粹党员在被俘后表示，自己并不是自愿入党的，都是不得已的选择。真正做决策的是那些将军，只有领导者才应该负责任，而普通的德国人也是受害者，他们只是被骗了，他们必须听从上级的命令。

在对300名纳粹文官和武将进行过审讯后，苏联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些纳粹分子的思想意识里，判断事情对错的唯一标准就是它的结果是否成功。所有成功的行动都是对的，而没有成功的行动就是错的。他们认为当年轰炸英国的决定是错误的，因为这导致英国没有参加德国对苏联的战争。如果当时不这样选择，或许现在的结果将完全不同。他们还认为德国在战前迫害犹太人的行为是错的，因为他们的这一行为惹来了美国人的憎恶。而如果把这一行为放在德国人赢得了战争以后，或许就对了。他们同样不应该对美国和苏联宣战，因为结果已经摆在眼前，他们不是盟军的对手。这是相当一部分纳粹军官的共同想法，他们的价值观值得深思。他们似乎从未想过他们的行为是否人道，他们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侵略带给世界怎样的灾难。

事实上，这跟希特勒成功的洗脑有极大的关系。在对平民的审讯中，他们也经常能听到那些德国的宣传词汇。盟军的空中打击被统称为“恐怖袭击”。德国人认为他们遭遇的劫难是值得同情的，但他们似乎不会想象这一切的因果。正是希特勒称霸世界的野心，让其他国家的人民遭受了同样沉重的苦难，才有了德国今天的恶果。

这些德国的俘虏不仅为自己开脱，而且还不忘了劝美国人和英国人，“应该同德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不明白美国为什么对德国宣战，他们认为那些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正是利用俄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社会现状而建立了一个新的专制国家，苏联应该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军官们认为今天的失败在于他们并没有选择好战争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