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内战文明化（第9/10页）

利伯的第二个定义表明，内战根本不是一场内战，而是叛乱。这使得联邦的回应是有效的，因为美国的宪法提供了“镇压暴动”的手段，包括“万一发生叛乱”就可以取消“人身保护令”，在1861年，林肯总统（在利伯的建议和支持下）正是这么做的。战后，《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提到“参与叛乱或者暴动”的人不符合就任公职的资格。[57]而且，如我们所看到的，官方对这场冲突的历史记载——其实应该叫作“叛乱之战”，更符合联邦对于这场战争的描述，即反抗一个合法政府的暴动。[58]但是，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利伯和林肯对这场战争的称呼都十分多样。通常是叫作“叛乱”，有时也称为“内战”，而利伯绞尽脑汁地努力对两者进行区分，对比之下，真是讽刺。

不管怎样，利伯的定义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如研究这部守则的权威历史学家所写的：“当时这部文献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在利伯将其寄到欧洲之后，1866—1896年，各种翻译和模仿之作遍布各地，从荷兰到俄罗斯随处可见。[59]后来，意大利也推出了一部类似的法典，两年之后，在1898年，美国又按照原版一字不变地重新发行了利伯守则，这次不是在内战的背景下，而是因为菲律宾的“暴动”。[60] 2001年9月发生恐怖袭击之后，美军依然在学习利伯守则；2007年，作为研究1901—1902年菲律宾群岛的“反游击战争的名作”，它又被重印。[61]自从这部守则面世以来，美国陆军就没有试图想要修改利伯关于内战的定义，而仅仅是在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之后，更新了一下守则的类目，包括了“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武装冲突”。[62]

在这期间的许多年里，给这场分歧最大的战争命名一直都饱受争议。在战争期间，人们就无法对名称达成一致。尽管在早期阶段，南方人也曾称之为内战，但通常他们还是更喜欢称之为“大战”“为了独立而战的战争”甚至“革命”，显示了来自南方的白人奴隶主像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在早期为自决权进行斗争的延续。[63]同时，北方人将它称为“叛乱”“脱离联邦的战争”以及“内战”。在正式的对抗结束之后，其他的叫法才出现——“近期的战争”“最近的不愉快之事”等（一位勤奋的收集员收集了120个不同的叫法）。“州际之战”是战后出现的对这场战争的特指，在1899年，这个叫法忽然变得特别突出，因为邦联女儿联合会（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通过了一项决议，用它来代替内战、脱离联邦之战和叛乱之战的叫法。正如一位坚决的邦联妇女说的那样：“不能允许把州际之战称为内战。如果我们允许了这样的叫法，就等于承认了我们是一个国家，而不是我们声称的多个国家。”[64]

直到1907年，国会在讨论为参加过墨西哥战争和美国内战的老兵提供退休金的一项议案时，国会才一致同意将这场战争正式命名为“内战”。一位民主党议员抗议说，这是一场“脱离战争”（War of Secession）：“它是一场为了获得脱离联邦的权利而进行的战争……在本质上它是叛乱，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内战，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完整的意义上，它是脱离战争。”一位密西西比州的议员也表达了类似的抗议：“它不是叛乱也不是内战，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65]但是这些抗议，与其他对南方落败抱有同情的人一样，都是没有用的。“我们不会再听到叛乱战争、国家间的战争这样的叫法了，”一份华盛顿特区的报纸在辩论结束后的早晨这样写道，“巴特勒将军曾嘲讽地称之为‘近期那桩不愉快之事’，从此要被称为‘内战’。参议院昨天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66] 邦联女儿联合会还在不屈不挠地奔走，继续发起修改教科书的运动，并且促使国会认可“州际之战”的名称。其理由是“内战”最权威的定义是“共同国家”内的公民之间的战争，或者“同一国的公民”之间的战争等。然而现在，“整整4年里，我们拥有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完全不同的政府，我们作为美利坚联盟国而被国际社会周知。”[67]在对内战记忆的持久斗争中，这些努力仅是一小部分，并且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对他们来说，内战是解放的推进器——“废奴战争”，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之语——是深刻的希望，也是同样深刻的失望之源头，但它依然是一件特别好的来自上帝的礼物。[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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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通过调解而达成的共识，在美国，这场冲突的名称已经被普遍接受了）期间，内战的范畴第一次在律师的权威定义下得到了确认。这肈始于弗朗西斯·利伯。他们是第一批具备这种能力的专业人士，以极其精确的决定性因素和以经验为基础，去定义不可能定义的概念。瓦特尔和哈勒克引领了将内战置于万民法（在哈勒克的时代，已经被称为国际法了）语境的思路，但利伯是第一位将内战与类似的“叛乱”和“暴动”等概念进行辨析的人。不管他抱怨过程有多辛苦，但结果如我们所见，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内战的含义，将会继续发展。人们试图控制这种增长，尤其是在“冷战”后的几年。但是一切都始于一个世纪之前，其发起者是一位几乎死在滑铁卢战役中的人。对利伯来说，欧洲战场的伤痛记忆与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造成的家国悲剧一样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