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非内部的内战（第4/8页）

格劳秀斯在另一个后记中补充道，私人的战争可以是对内的也可以是对外的，但是他没有阐述缺乏公共权力参与的内战意义何在。对于战利品是否可以据为己有这个现实问题，他进行了更清晰的阐述：像任何其他合法的方式那样，在内战中可以公正地获取战利品。在这里，他是在回应他的对手，特别是16世纪的西班牙法律作家费尔南多·巴斯克斯·德·门查卡（Fernando Vázquez de Menchaca，1512—1569），后者认为在内战中不能拿走战利品。这是为了防止在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中发生掠夺，因为在门查卡眼中，每一场这样的战争都是内战。格劳秀斯不认可这种说法：“谁会默认基督徒之间的战争是内战呢？这就好像在说整个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国家。”[37]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再次出现了，类似有关联邦或共同体的范围的争论——无论是基督教、欧洲、地区还是全球——在该范围内部的战争都可能被称为“内战”。尽管如此，对于格劳秀斯来说，无论战争是对内还是对外，是基督徒之间还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这些都与攫取战利品的合法性无关；其合法性完全取决于战争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

格劳秀斯在他的重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1625）中写下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回答，内战不是他的主要范畴。他对以下三种战争进行了关键性的区分：

最普遍和最有必要的战争的划分是这样的：一个战争要么是私人战争，要么是公共战争，要么是两者混合；参战双方均是公共权力的是公共战争。参战双方均是个体的则是私人战争。参战一方是公共权力、另一方是个体的则是混合战争。[38]

格劳秀斯坚决地反对私人战争，认为它会将一个“国家拖入危险的困境和血腥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太高，因此他援引了普鲁塔克和西塞罗的智慧语录，即使面对一个篡位者：“比起不得不臣服于非法政府，内战还要更糟糕……任何和平都优于内战。”[39]这种保守的观点后来招致了卢梭的鄙视，他认为格劳秀斯不过是一个暴政和奴隶制的捍卫者。[40]

格劳秀斯的整本书都在致力于论证战争可以是正义的，只要是基于合理的自卫。但他没有回答一个棘手的问题：一场内战，无论是私人战争还是混合战争，战争双方是否可以都是正义的——但是总有一方先发起攻击，那么双方怎么能都声称自己是在自卫？对于格劳秀斯的后继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需要确定哪一方是合法的公共权力，这一方因此就获得了法律权威可以镇压私人叛乱。

在使用自然法的语言方面，格劳秀斯最严谨的接班人（及批判者）是英国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民间科学学者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根据霍布斯的观点，公民哲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混乱和内战；以及避免任何民间政府的建立”（《利维坦》，1651）。[41]霍布斯认为格劳秀斯仅仅是抽象地解释战争与和平的法则是不够的；还有必要了解战争为什么会发生。霍布斯把原因归结为缺乏理解。正如他在《论物体》（De Corpore，1655）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类本可以避免的灾难，全部都是由战争引起的，而且主要是内战；因为内战产生了屠杀、孤独以及物质的匮乏……因此，内战产生的原因是，世界上只有很少的人能充分理解公民生活的规则，人们往往既不知道战争的原因，也不知道和平的原因”，因“缺乏道德科学而发动内战”。霍布斯肩负起了向他的同胞进行哲学教育的责任，这种哲学可以将他们从这些严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42]

对霍布斯来说，内部权威机构建成之后的关键任务就是确保公民的和平。在他的第一本政治著作《论公民》（De Cive）中，他将和平消极地定义为“没有战争”，把战争定义为是一个“用言语和行动清晰地表达出想通过武力来竞争的时代”。[43]除了国家之间的战争，霍布斯又定义了两种形式的冲突：内战，以及个体在自然状态下的竞争。根据定义，内战只有在建立了公民共同体（civitas）之后才能存在。在此之前，当“人们处在非公民社会时（可称之为自然状态），战争无非是所有人对抗所有人。在这种战争中，每个人对所有的东西都具有权利”。[44]无组织的个体可能会与盟友（socii）达成协议，那么这种个体之间的冲突可能是一场同盟战争，但肯定不是内战。没有战鼓，没有号角，没有规则，因为没有军队，没有将领，当然也没有正式的武装公民，也没有任何公民社会的元素，无论是明确的还是装饰性的。霍布斯笔下那些著名的个体与个体的战争根本不是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