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大考第一场：不及格（第4/5页）

1941年年末，德军已经深入苏联国境1,700公里，根据后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所说，苏军损失约430万人（其中被俘占了很大比例）。苏联卫国战争历时46个多月，根据不同估计，苏军兵员损失为800万至1,000万，头5个月所占比例之大令人昨舌。后来朱可夫等苏军高级将领都承认战争初期德军在军事装备、兵员训练与军事技能、军官指挥能力以及作战心理等方面都明显优于苏军，各级参谋部门的工作也做得比苏军好，“德军司令官们在那个时期比我军司令员们考虑问题更胜一筹，更深刻。我们是在战争进程中学习并且学会了战争，开始打击德军，而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不能不付出高昂的学费，不只是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就连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牺牲的也很多。朱可夫的预备方面军是在原预备集团军基础上扩建的，原集团军司令员伊凡·博格丹诺夫中将便于1942年7月16日在加里宁州一次战斗中受了重伤，22日不治身亡。

由于太多高级将领被“清洗”，1941年战争开始时苏联红军75%的军官在任职岗位上还不足1年，红军军长平均年龄比德军师长小12岁（按兵力那时红军的军约相当于德军的师）。更值得注意的是，新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虽然比较年轻，但一些人的军事思想却显得陈旧。例如巴甫洛夫曾经是苏军装甲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而他主张只把坦克配属步兵部队作为支援性力量，而不是组建独立的装甲部队。

在大批高级将领被“清洗”以后新提拔起来的人中，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乌克兰犹太人（上过犹太商业学校）列夫·梅赫利斯（1889—1953），1918年加入联共（布），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1921年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便是“事实上的私人秘书”。1926—1930年在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共产主义科学院”和专门培养理论人才的“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0年任《真理报》副主编，后升任主编，并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接连四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相继被“清洗”以后，他成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还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阿谀奉承之外，梅赫利斯又以擅长打“小报告”著称，对“清洗”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有很大贡献。1940年改任苏联监察人民委员，1941年6月卫国战争开始后再次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总政治部主任。1942年以“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到克里米亚方面军，他的“瞎指挥”是导致战役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就有战地记者评论他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刚愎自用，恣意妄为，……他禁止挖战壕，说那是为了不破坏士兵的进攻精神”，“统共16公里的正面上放了三个集团军，一个师的正面只有600~700米，……从未见过这样密集的兵力部署”，虽然战役结束后他被撤职并且降为中将，但后来又先后被派往多个方面军担任军事委员，于1944年7月29日重又晋升为上将。

另一个是格里戈里·库利克。他出生在一个乌克兰农民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第二年参加红军，苏联内战期间在察里津经其好友伏罗希洛夫介绍与斯大林相识，被任命为第一骑兵军炮兵司令员（不过那支炮兵部队只有3门老旧火炮）。1925年10月伏龙芝去世，伏罗希洛夫接任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成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认为他懂炮兵，让他担任红军炮兵总监。他的军事思想极其保守，甚至反对使用机关枪和冲锋枪，认为它们耗费太多子弹。他强烈反对图哈切夫斯基军队现代化的主张，反对建立装甲部队，说坦克和装甲车还不如战马，并且永远不可能取代战马。由于伏罗希洛夫支持生产坦克，他便批评这位老朋友，并且阻扰所用76.2毫米炮弹的生产，致使后来这些坦克投入战斗时无法配足所需炮弹。他反对在防御中使用布雷区，认为那是“弱者的武器”，是缺乏进攻精神的表现。这位炮兵总监还反对生产和使用“喀秋莎”火箭炮。然而，这样一个人却官运亨通。1935年11月20日首批获授“军指挥员”的红军将领共52人，他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里42人在1937—1939年“大清洗”中被处死，6人被判劳教，其中4人冤死狱中，只有库利克和铁木辛哥两人于1937年6月14日晋升“二级集团军司令员”，1939年2月8日又晋升“一级集团军司令员”，1940年5月7日再晋升苏联元帅。卫国战争开始后库利克的表现正可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形容，尤其是弃守刻赤半岛，1942年3月17日一下子从苏联元帅降为少将。后来虽于1943年4月14日晋升中将，但战争结束不久（1945年7月19日）就又被降为少将。1947年1月11日因发表不当言论（据说是醉后失言）被捕，1950年8月23日被判处死刑，第二天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