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松山之役黑暗中的倾诉（第2/12页）

那天战死的本来应该是我。小连长嘛，就是打冲锋的命。但我的副连长说，赵连长，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先上吧。你好好活过今天。这个副连长姓秦，陕西人，典型的关中大汉呀。

这小鬼子阵地设计得太精了，他们占领松山两年多来，像建造自己的家园一样经营松山的阵地。松山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日军的大小阵地几十个，每个阵地又是多层堡垒，互为侧防，上下掩护，交叉射击。那些堡垒圆木铺一层，泥土铺一层，钢板铺一层，如是者三，外面还用汽油桶装满土掩护。堡垒里上下有三层，150毫米的榴弹炮弹落上去，晃都不晃一下。还有数不清的暗堡、地堡、堑壕，散兵坑，你现在上松山上去看，这些玩意儿都还没有塌。当年里面可是铺满了敌我双方的尸体。

松山攻下来后，国民党军队各战区的将官都来学习日本人的防御战法。但他们看来学去，还是想不出面对这样的防御阵地，该如何攻打才是最有效的。那时国民党军队跟日本人打仗，守多攻少，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防御，没有多少主动攻击作战的经验。那我们又是怎样打下来的呢？拿士兵的命去堆嘛。

当然，我们也在想办法。一天团部来命令说，先前攻打松山的71军新28师派来了几个军官，还有美军的一个顾问小组，他们比我们更熟悉情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我一到团部的前沿指挥所，就看到了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你猜是谁？廖志弘，71军新28师的上尉连长。

对，廖志弘是另外一个人，他是我的联大国文系同学，湖北荆州人。他个子不高，略显羸弱，他就是那个笔名叫巨浪的才华横溢的家伙，1939年我们一起投考黄埔军校，他是闻一多先生的得意门生。和我们一起投考军校的还有一个化学系的老兄刘苍璧，他是曾昭抡先生的高足。对，就是建国后当过教育部长的那个大化学家。当年我考上的是北大37级，廖志弘是清华36级的，刘苍璧是南开35级的，那时我们被称为“联大三杰”。不是因为我们学习成绩怎么好、诗才怎么样啥的，而是由于我们三个是较早的从军学生。

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一段时间叫“廖志弘”？这个问题太复杂，后面再慢慢讲吧。

这是我们军校毕业后第一次见面。1942年我们提前毕业，前方需要大量的基层军官啊。我和刘苍璧分去二战区阎锡山的司令长官部报到，而廖志弘分到了滇缅战场的远征军，随杜聿明的第五军参加第一次入缅作战。我们联大的青年教师、诗人穆旦也是这个时候加入了入缅远征军的。

自然了，在战场上见到同学，比见到爹娘还高兴。况且大家都干的是舔血吃饭的营生，历尽劫波兄弟在，世上还有比这更幸运的事情吗？廖同学比大学时壮实多了，目光也深沉多了，像杜甫饱经沧桑的沉郁之眼。他还似乎长高了些，也许是因为他脚蹬美军军靴、头戴着美式钢盔的缘故吧。那时不是人人都有一顶美式钢盔的，我脚上都还穿着草鞋呢。我们在开初的惊喜之后，却都沉默了。我不说话，是因为我刚经历了一场败仗，不好意思面对老同学；他不说话，是因为他把我们共同深爱着的女神，弄丢了。是的，她死了。死在野人山了。我们开完作战会议，回到堑壕里，廖同学这样告诉我。

死了？我当时一把甩了自己的军帽，抓着他的军装前襟猛烈摇晃。死了？你以为是死一个大头兵吗？你不是一个军人吗？连自己的爱人都保护不了，你何以保护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死，她不能死啊！女神怎么能死？

我们的女神是联大38级外文系的，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常娟。我们戏剧社演《雷雨》时，她演四凤；我们出壁报，她帮我们装饰花边，画些很布尔乔亚情调的花纹。她是陪都重庆人，据说家里很阔，长江上有一支船队。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也许我和廖志弘是最有希望的候选选手。廖志弘诗写得好，自然会赢得许多爱才的女生的芳心；我篮球打得好，在球场边也赚到不少眼热的秋波。

是啊，我们念书念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投笔从戎呢？李老师，我记得你是1939年初才从延安到联大的，你大约不知道那之前的联大不像后来那般热闹，大家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救国论是主流吧李老师。师生们好不容易从北平、天津流亡到长沙，又从长沙迁徙到昆明，总算有一方安静的书桌了。似乎教授们也不太鼓励学生上战场，国民政府提倡“战时教育平时看”，初中以上的学子都可以免兵役。更何况我们联大学生是国家精英，抗日的烽火好像就与我们无关。

1939年的暑假，曾昭抡教授带领我们联大的一队学生到昆明郊区的大板桥搞兵役宣传队，廖志弘、常娟和我都参加了，我们都是学生团体的活跃分子嘛，廖志弘还是我们这个队的小队长。我记得那是个赶街天，我们在当地镇公所的帮助下在街边搭起了台子，为老百姓朗诵诗歌，演独幕抗战剧，唱抗日歌曲。“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全体，一心一意爱他。要是你真爱他，莫让人家害他，等到人家害他，要你来爱他。倘若你爱他，人家如何害他，中华，中华。”歌词是我们联大学生现编的，为的是让老百姓能听得懂。但是效果似乎并不好，人们该赶街的照样赶街，该聊家常的照聊家常。只有镇公所组织来的小学生是我们的听众。当有同学站在讲台上用国语演讲时，更是听者寥寥。曾先生急了，他把我叫过去说，你是云南人，你上去用云南话跟老乡们讲。这一招还管点用。我把歌词用本地话学说一遍，又把同学们的诗歌和演讲通俗易懂地再讲一遍。那时我们云南真是闭塞啊，当地人不知道北平在哪里，更不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到底侵占了我们多少国土。那几天我成了宣传队的忙人，走村串户的同学都愿意跟我结伴，我当然愿意跟常娟同学一个组了。村庄里的人们不算贫困，但几乎都患有“大脖子病”，曾教授说是甲状腺肿大，缺碘导致的。大板桥虽然离昆明只有十来公里，但百姓木讷、麻木、愚钝，对我们的兵役宣传除了好奇，没见几个主动报名应征的，这很挫伤我们的积极性。晚上大家就借宿在镇公所，同学们中时常有争论，这样的民众，大着脖子怎么去跟日本人打仗？有的说我们跟日本至少相差五十年，这抗战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曾教授总是衔着烟斗开导我们，既然我们是被迫抗战，不打，要亡国，打了，暂时还看不到胜利，那就先打了再说，总比当亡国奴好。你们就这样跟老乡讲。作为小队长的廖志弘那几天心里很不痛快，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朗诵自己的诗歌，仿佛对牛弹琴；他还在一户人家里碰了一鼻子灰。那家人有五兄弟，但一个也不报名当兵，还指着廖志弘的鼻子骂：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咯是吃着屎了？好男不当兵，哪个不晓得？小日本地上有铁甲车大炮轰，天上有飞机下蛋蛋，我家有哪样？莫在我家扯白撂谎的了。要打仗送命，你们凭哪样不碦（去）？那时我和常娟就在旁边，看见廖志弘被呛得脸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