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松山之囚（第4/10页）

赵广陵忙说：“我在听，李老师。你说吧。”幽禁久了的人，一旦释放出他身上的某一项功能，那就是穿石之水，赴火之蛾。赵广陵第一次从黑牢里出来，最痴情的就是听小鸟的叫声，那简直就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他曾经在劳动时为了追着去听一只鸟儿的叫声，差一点越过了警戒线，是哨兵的一声断喝，才让他猛醒过来。

“小赵。”李旷田幽怨的声音在黑暗中如此富有磁性，又如此伤感悲怆，“你不知道人一旦做了官，有多少害怕的东西，又失去了多少爹娘给的东西，更不用说愧对自己当年读过的那些先贤之书。我要是只当一个作家，该多好。我就不会对你，对何三毛有愧疚之心了。”

赵广陵说：“李老师，我也一直想向你悔罪，我当年欺骗了你，连我的年龄都向你说了谎。”

李旷田摇摇赵广陵的手说：“我可以理解。我们都是身跨两个时代的人，都需要改造。小赵，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会成了国民党的军官了呢？你究竟有怎样的人生？”

赵广陵沉默了半晌，才说：“李老师，我是你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啊！你还记得吗，1939年春天时，你刚聘为联大的教授，就上我们的国文写作课。你还是我们联大‘冬青社’的指导老师。我只是联大还没有毕业，1939年秋就转投黄埔军校了。我掩盖我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为了掩盖后来上黄埔军校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掩盖打日本人这段光荣的历史，是为了掩盖后来参加内战的历史。我的历史问题，就像水里众多的葫芦和瓢，既要按下这个，也想按下那个。但在我们这个社会……难哪。”

两只握在一起的手现在变成了四手相互摩挲，一会儿紧紧攥住，一会儿细数对方手掌上的老茧、疤痕、裂口，以及条条青筋。这紧紧相握的手，既战胜了孤独，也打破了黑暗。人在困境中，其实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就够了。

一个蹲黑牢的人能承受的生理及生命极限是多少天？一周？一个月？抑或一年？有人出来后就疯了，瘫了，废了，有人直接送了火葬场。赵广陵第一次蹲黑牢后听到的传闻多了。他倒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李旷田老师身子那么弱，他害怕有一天在黑暗中再也拉不住他的手。好在十天半月的批判会让这些蹲黑牢的人总算有了放风见阳光的机会。即便站在台上挨斗受羞辱，也总比蜷缩在黑牢里强上十万倍。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一次公审公判大会上，会忽然宣布判处他们的死刑。

那是一个阳光炽热的夏天。刑场就在怒江河谷西岸的一片乱石滩上。江水还没有上涨，阳光灼烤得河滩上的石子乱跳、沙尘纷扬。双手反绑跪在河滩上的赵广陵还记得1944年8月里一个同样燥热难当的热天。他带着自己的部队渡过怒江，那时松山上的日军困兽犹斗，远征军已经强攻了两个多月了。赵广陵还记得他踏上怒江西岸时意气风发的一句话：“兄弟们，攻下松山，我就可以回家了。”

十二个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死刑犯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上面是打了红色大叉的名字和被处死的罪名——历史反革命、特务、偷越国境分子、杀人犯、强奸犯、“五一六分子”、大走资派、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分子、三青团骨干、盗窃耕牛团伙头目，等等。他们一字排开地跪在乱石滩上，每个死刑犯身后站有两个士兵，负责把吓瘫了的犯人提溜起来，让他们跪有跪相——经常有这样的死刑犯，刚在公判会上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后，就已经瘫成一堆烂泥了，行刑的人不得不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到刑场。现在，行刑队站在七八步开外的地方，压满了子弹的半自动步枪紧握在他们手中，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只等监刑官一声令下，他们便会齐步上前，瞄准，射击……

快些结束吧。赵广陵只是这样想。公捕公判大会开了一上午了，就像在嘲弄他长达四十二年的失败人生。他本来应该在二十四岁时就光荣地战死在这里——松山。但无情的命运似乎要捉弄他近二十年，让他以这种屈辱的方式，了结当年未竟的死亡。快点给我一颗子弹，送我回老家吧。

“荒诞！”赵广陵当时肯定听见了被押在他身边的李旷田说了这么一句，押他的两个警察还用力把他的头往下压，不准他再乱说乱动。赵广陵的脖子上也挨了一巴掌，那是为了让他扭过去的头转回来。也许李旷田为自己被枪毙的罪名感到荒诞？他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的是“裴多菲俱乐部主任，盗窃耕牛团伙头目”。在冗长的宣判过程中，赵广陵那时还有时间想，那些给李旷田罗织罪名的人知道裴多菲吗？知道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千古名句吗？他们或许只知道裴多菲是个洋名，是洋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就应该和盗牛这样下作的行为编织在一起，以达到他们羞辱一切知识、文化、文明、美德、崇高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不是洋人？可他们却是伟大革命导师。这的确荒诞，比多年以前赵广陵（那时他叫廖志弘）打了败仗被李弥枪毙荒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