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回来了！”（第2/55页）

“老兄，我前几天到书摊上去，想买本杂志，你知道我很爱读科幻小说。我随手拣了一本带回家，读到其中一篇名为《期限》的小说。嘿，这文章把原子弹说得活灵活现，我想也不必再怀疑洛斯—阿拉莫斯的先生们在搞什么了。愿他们成功。上帝，人类又一次从您那里偷下了天火。”盖达尔说。

“盖达尔，我们没有什么要忏悔的。该忏悔的是日本人，是他们先动了手，而且几乎把我们打懵了。他们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我们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小伙子了。我们必须加紧干！”

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真是一个地道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他的哲学也是地道的英国式的：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义无反顾。

老惠特尼举起酒杯：“为B-29的成功干杯！”

机群掠过厂区，发动机的爆音震得杯中的香槟酒酒面泛起涟漪。

“可爱的B-29！”盖达尔先生轻轻说。

远程战略轰炸机的问世，证明了想象力、判断力和行动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惊人结果。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战略轰炸机在三十年的时间中孵化，出壳，长大，成熟，同汽车、轮船、无线电设备一样日臻完善，显示了人类在技术海洋中卓越的航海技艺。

早在一九一五年，由雷蒙·弗烈帝都中校指挥的早期战略轰炸机群，包括“齐柏林”巨型飞艇和“哥达”轰炸机，就从比利时越海轰炸英伦。英军还以牙眼，多伦上校指挥汉达尔贝奇轰炸机队猛袭德国工业城市，投弹五百四十吨。这时候，一个南非佬扬·史默兹将军想象出战略轰炸的远景：“它将凭着破坏敌国大规模的产业中心和人口众多的都市，使之丧失战争能力和士气，从而扮演起战争的主角……而旧式的海、陆军作战，将沦为次要的，或是辅助性的战斗。”

任何幻想都包含着不切实际的迷雾，都受到现实和守旧者的指谪。这也难怪，人类的惰性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或曰“反馈”。否则，人类早在电子学中说的那个“自激振荡”中毁掉了。

然而确有些雄才大略的人物从幻想中看到了智慧之光。幻想以它特有的频率，在明智的决策者心中引起了振荡。当初，一位三十六岁的美国陆军准将威廉“比利”·米切尔，在他身为美军驻法国远征军航空队司令官的时候就力主建立一支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大空军”。

革新思想在战时就被埋没在世俗见解的泥沙中，战后，更是污积垢沉，无人问津。一九二一年。“比利”做出惊人之举，把缴获的几艘德国军舰，开向切萨皮克湾，然后用他自己陆军航空队的马丁式轰炸机把它们一一炸沉。舆论大哗。起码在一个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刚刚结束哈佛留学生活的三十六岁的山本五十六，一个中学校长的儿子，未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

年轻英俊的“比利”·米切尔的建议未能在美军中吃开，因为他头上有一大堆挂满勋章、大腹便便、自负而僵化的陆军将军们，其代表者就是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巴兴元帅。一九二四年，巴兴从陆军参谋长的职位上退役，仍然在自己的报告中声称：“航空部队只是陆军的辅助兵力，唯有与地面部队密切配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一言定案，航空部队分属陆海军，一晃二十年，坐失了良机。

思想超越了时代的人往往给自己带来众多的烦恼，在后世人认为“正常”的人，前世人会认为是“疯子”。“比利”·米切尔就未能逃脱这一悲剧式的命运。他反复陈言，得罪了许多朋友。后来又因“谢南多亚”号飞艇案[1]遭到停职处分，他愤然辞去陆军职务，自甘寂寞，冷眼看着历史怎样把他的理想变成现实。他未能活到那一天，一九三六年，带着一股怨恨瞑目逝世。

伟大的事业都是在许多代人的手中完成的。理想和真理能感召一个人，就能感召许多人。米切尔的接力摔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亨利·“哈普”·阿诺德陆军中校。阿诺德运气很好，活着干到了美国空军司令。

西雅图波音公司的设计师们也是一帮子“狂人”。一九三○年，他们就在美国最偏辟的华盛顿州造出全金属双引擎的B-9轰炸机。虽然，它在俄亥俄州帝芬的莱特航空技术中心表现了优越的性能，却屈居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马丁公司之下。马丁公司的B-10轰炸机中标，陆军大举定购，一直用到了珍珠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