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4页）

另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就给予我一切帮助和支持的是哈索·冯·埃茨多夫男爵。他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一战”老兵，战后他加入了外交部，被任命为上将弗朗茨·哈尔德的联络官—哈尔德是希特勒的总参谋长，但他本人完全反对独裁头子希特勒的战争计划。蜜丝提到哈索“据说是一个可靠的人”。在密谋破灭之后，他曾在街上遇到她，把她带去一栋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大楼，警告她要格外小心，因为“搜捕已经开始了”，即便只是和密谋者略有关系的人也都有被捕的危险。他自己幸免于难真是个奇迹。他在被任命为热那亚的总领事后，急忙赶到了那个地方，却莫名其妙地“被遗忘了”。“二战”后，他升任国家驻外事务处的要职。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是波恩的驻英大使。他非常乐于给我提供介绍、建议和帮助，并且邀请我去他那迷人的慕尼黑郊外度假小屋中拜访。到了那儿，他一边饮着美酒，一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反纳粹抵抗行动和他知道的抵抗者们的趣事。我记得他说过关于他的前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的一件事。显而易见，他们过从甚密，哈索男爵甚至一直力劝哈尔德把很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上：“你确信他（希特勒）最后会毁掉德国。你每天都看见这个人。你从来不会被搜查。你为什么不直接拔出你的手枪然后把他崩了呢？”“我知道，”哈尔德回答道，“但是你知道，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这种老派的德国军官，不是被训练来刺杀自己的领袖的！”哈索补充道：“很有道理，你说的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军队。把我们训练成杀人机器，这不是犯罪！但想要干掉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这个刽子手还碰巧是我们的‘元首’，这就是犯罪！”哈索苦笑着。我后来也没再见过哈索。但是我送了他蜜丝的书，这使他高兴。

在德国，《柏林记忆》仍旧在席德勒和贝塔斯曼的书单上，我有过一段有趣的经历。他们曾委派能力出众、学识渊博的卡尔劳夫博士来编辑这本书的德语版。

尽管他见解开明，我却与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蜜丝写到过军人名誉调查法庭在“七月密谋”之后，匆忙地驱逐施陶芬贝格伯爵和其他参与过这个密谋的军人，于是把他们移交给了人民法庭的法官弗赖斯勒和刽子手们。我在评注里，曾指认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是他们的首长。卡尔劳夫删去了他的名字。“为什么？”我问。他解释说伦德施泰特在今天的德国仍是一位受尊敬的人物，这样的一条提示可能会使很多读者震惊。当时我就炸了：“这是政治审查，我永远都不会接受！要么保留他的名字，要么我收回这份手稿！”不用说，陆军元帅的名字留了下来——也因此被画上了应有的污点。

在巴黎，我遇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典型法国式问题。他们的翻译其实不差，但是他们总是会抱怨“ce n’est pas du bon Français’”，意思是蜜丝的写作风格不够“文艺”。我尝试解释她的风格在任何语言里都不是“文艺”的，即使在英语里也不是，但这就是她思考、讲话和书写的方式，而这种自然的感觉也正是这本书的魅力之一。最后，直到另外一个编辑接手了这本书才弄好。

在俄国，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后苏联”问题。对于我自己来说，1994年秋出版的俄文版是所有版本中最重要的。俄国人打了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成就最辉煌的一场仗。他们会对一个在他们的苦难岁月中，跑到敌国外交部工作的俄国年轻人作何反应呢？我重写了俄文版的简介来解释蜜丝的困境。我想，最重要的是她主张“人的尊严”，而这又何尝有国别。这就是为什么纳粹主义不能被她接受，为什么反纳粹的抵抗者们亲近她，向她吐露密谋暗杀希特勒这种秘密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50年后她仍旧吸引着读者的原因。

我并不用担心，俄国的评论家们毫无偏见、通情达理，有些甚至满腔热忱。更甚的是，他们对于《柏林记忆》的同情态度，也延伸到了蜜丝正直的德国好友和同事那儿去。这让她当初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出版。

1987年，当我带着我自己的子女和蜜丝的孩子们一块儿去柏林推出德文版的《柏林记忆》时，我们挨个拜访了两个“柏林”——这个城市仍然是分裂的——去她写过的各个地方看看。我们从“恐怖”开始——设立在班德勒街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密谋者曾占领了那儿数个小时；威廉街就是恺撒和独裁头子希特勒曾把他们的国家带至灾难的地方；还有莱特街监狱，入狱的抵抗者被暂时搁置，等着转到法官弗赖斯勒的“人民法院”去；还有普罗增西监狱，他们被绞死的地方。尽管由于盟军的轰炸及其后苏联红军的大批涌入破坏了很多地方，蜜丝之前居住和工作的很多地方都已被重建，但把她的日记当作导览，我们仍能够将她50多年前看到的东西重现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