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第3/25页）

1月30日，星期二

由于我尚未正式做护理工作，护士长（她人非常好）特准我不戴护士帽到处走动，别的护士却已经开始抗议，说我摆出“好莱坞作风”。如今在德国若想符合标准，必须整天灰头土脸才行！我才不管咧，只要医生和护士长不讲话，我就是不戴帽子！我好不容易才慢慢习惯不涂口红。西塔·弗雷德一看见我涂口红就大为紧张，不断哀求我擦掉。

今天护士长命令我去让负责替职员看病的医官蒂利克医生检查身体。西塔慎重警告我，绝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据说他是医院里的加里·库珀；她连得扁桃腺炎的时候都不让他碰一下。她甚至还去找护士长闹了一场，等到我去照X光时，她就站在旁边，双手叉腰，随时准备和那个魔鬼交锋。不过最后她还是得让我们单独相处，离开时，一脸的不情愿。蒂利克医生跟我聊了很久——我穿着“简略”的服装——谈论两年前我从马上摔下来，接着脊椎受伤的经过；整个过程中规中矩，不过他的确很有魅力。我猜他是埃平格教授的明星学生，当初就是靠埃平格开的证明，我才能离开柏林。

2月6日，星期二

尤尔根·葛纳坚持要安托瓦内特现在就离开维也纳，免得以后走不成。她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家人也开始紧张，于是昨天她便启程前往巴伐利亚，去和一位老同学住。我一定会很想念她。昨天约根派他的勤务兵来帮忙，也替我打包好行李，因我不想单独跟欧伯斯特太太住。我打算搬回布里斯托尔旅馆（以前每次来维也纳都住在那里），跟他们长期租最小的房间（我的存款仍然很少）。或许这个办法可行，因为现在我在“战时必要单位”工作。

我的粮票快用完了，得向汉诺威的克里斯钦借一些。他眼下住在帝国旅馆，因为身为王族王子（而且还跟英国王室有亲戚关系）被陆军踢出来，后来进大学念书。

早上休假，和布里斯托尔的经理费希尔先生谈住房问题，似乎颇乐观。

2月7日，星期三

今早又发生严重空袭。我躲在重患病房的地窖里，其实情况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可以听见每一枚炸弹落下来的呼啸声，感觉到每一次的爆炸。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陪在伤势最严重的人身旁，看见他们那么地无助，自然会变得勇敢些。我替安托瓦内特·葛纳高兴，因为这次空袭炸断了主要的铁路线。

2月8日，星期四

又一次严重空袭。

塔蒂阿娜从布拉格打电话给我，她此行仍是去接受治疗。听到她的声音真好。

费希尔先生通知我，这个周末便可搬进布里斯托尔。

2月10日，星期六

空袭愈演愈烈。今天是近来第三次遭到轰炸。院长发布命令，指示所有能够走动的病患，以及较年轻的护士，遇到空袭时不可再待在医院内，必须走五分钟左右到贯穿土耳其公园的铁路隧道内躲避。但附近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个隧道最安全，每天都有超过八万人挤进去。人潮从早上9点就开始排队，等到警报声响时，入口处已挤得水泄不通，万头攒动，全往里面挤。没有人能每天忍受这种情况，更糟的是，我们必须留在医院内，等到最后一分钟才逃出去，所以总是最后一批抵达隧道入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才进去躲过两次。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胆子（经过在柏林躲警报多年之后）还是很小，现在来维也纳，一听到投炸弹的声音就开始发抖。

2月11日，星期日

利用假日搬进布里斯托尔，他们给我一个极小却一尘不染的房间。不过费希尔经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为旅馆里挤满了党卫军的人。我很不以为然；我也是勤奋工作、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劳工，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像样的房间？！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严重，已收拾剩下的财物，搬进隔壁的格兰德旅馆。我们在格兰德旅馆内发现两辆单车，先沿着旅馆内的走道骑了一阵子，接着骑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自行车上，推回布里斯托尔。经理告诉我们，上一次保罗·梅特涅来住的时候，留下两瓶拿破仑白兰地。既然酒可能会在空袭中不保，他便颇不情愿地交了出来，我们把酒也放在自行车上推进房里，开了一瓶。

2月12日，星期一

空袭。

2月13日，星期二

空袭。

2月14日，星期三

空袭。

维也纳唯一照常工作的团体是爱乐交响乐团，从医院下班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听他们的演奏会。

盟军在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已结束。我的小收音机只能收听到德国的广播电台，报道当然有限。

谣传德累斯顿一连遭到两次猛烈轰炸，整座城已被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