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

自从1944年9月请病假离开柏林后，我一直和家人住在柯尼希斯瓦特，努力振作自己，面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大战尾声。赴柯尼希斯瓦特途中，我与塔蒂阿娜及保罗·梅特涅在维也纳停留数天，做了彻底的健康检查，结果埃平格教授诊断，我至少两个月无法工作。他发现我甲状腺肿大（所以我才这么瘦），多少是因为神经紧张的缘故。之后我便开始服用大量的碘。

——蜜丝注

柯尼希斯瓦特　1月1日，星期一

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户外，笨拙地乘雪橇和玩孩子气的丢雪球游戏。家里食物很多，但我们都在厨房里用餐，因为仆人陆续消失——男的入伍，女的进兵工厂。现在由管家莉泽特下厨。我们把所有的晚宴服都收起来，平日玩玩游戏，享受保罗最好的葡萄酒，因为明天我们又得分开了。

1月2日，星期二

保罗·梅特涅将返回军团报到，医生宣布去年在俄国前线差点害他送命的那个肺部脓疮已经痊愈。我会再待一天，陪伴塔蒂阿娜，她心情低落。

维也纳　1月3日，星期三

今天是待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最后一天，轮流和每位家人长谈。看来真的必须等到度过“最后高潮”后，我们才能再度团聚。母亲希望我留下，但我的病假已结束，非走不可，否则“人力总动员委员会”会找我麻烦。塔蒂阿娜在午夜时分开车送我去马林巴德。

1月4日，星期四

昨晚在火车上，听大家谈论维也纳现在次数愈来愈频繁的空袭。通常来轰炸的都是从意大利基地飞来的美国机群，时间多半发生在大白天。城内唯一仍在运作的大众交通工具电车只开到中午。我有点担心，因为我的行李还是太多，而且还带了一只鹅（已拔毛）。幸好一名苏联前战俘志愿替我提行李，交换一大把香烟。在步行回家的漫长路程中，他告诉我，斯大林正计划下令大赦，“或许我们很快都可以回家了”；他又说最近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所以等我们抵达目的地——安托瓦内特·葛纳·克罗伊位于摩登纳广场旁的两房公寓（我将和她住在一起）——之后，便把公寓里所有能找得到的食物全给了他。安托瓦内特人在南斯拉夫，去看她丈夫。

当地人力总动员委员会的召集令已寄到；他们真的连一秒钟都不浪费！

去布里斯托尔旅馆和弗朗茨·图尔恩—塔克西斯吃午餐。图尔恩—塔克西斯家两兄弟都因身为“贵族”，被军队踢出来，在这里的大学念书。布里斯托尔旅馆从四个月前，我和梅特涅夫妇一起来住过后，到现在一点都没变。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和他83岁却仍精神矍铄的母亲——女伯爵“贝特卡”，仍然坐在他们的角落里。苏军进驻波兰后，他们被迫放弃举世闻名的家族产业“兰卡特城堡”；兰卡特一直被视为东欧的凡尔赛宫，多亏戈林（战前他常去那里打猎）介入，向来只对德国高级指挥官开放，至今仍完好无损。

1月5日，星期五

去了人力总动员委员会一趟。他们建议我去当护士；其实战争刚开始时，塔蒂阿娜和我便有此打算，却因持有立陶宛护照被拒。现在他们显然严重缺乏护理人员，甚至不在乎我只受过24小时的基础急救训练。朋友们告诉我，现在当护士工作极辛苦，难怪他们看到我一副快乐的样子大吃一惊。

1月6日，星期六

进公寓时，被一堆行李绊了一跤；安托瓦内特和她丈夫，尤尔根·葛纳回来了。

她戴着满头发卷冲出来迎接我，忙不迭告诉我，她去布莱德的经过；尤尔根的部队在那里和南斯拉夫游击队作战。她显得十分兴奋，因为他们的座车在树林里遭到枪击，结果冷却器旁被射穿一个大洞，内燃机被毁。她在那儿的生活想必很沉闷：从来不准出门，因为游击队喜欢绑架人质。不过她说那儿风景美极了。回家后她显然很高兴。

费德·基堡来看我。他也因为是“王室成员”被海军踢了出来，现在也在大学里念书。

1月7日，星期日

今早上教堂。晚上葛纳正经八百地烤了我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那只鹅。他因为毫无经验，便一手握住汤匙、一手拿着食谱坐在烤箱前面。结果倒颇令人满意；我们分了一点给房东——一位德国太太，她先生是上校，在前线作战。应邀宾客为：弗朗茨·塔克西斯、费德·基堡和西塔·弗雷德（她在德国空军医院当护士）。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生日。

西塔·弗雷德已说服德国空军医院的医生让我进去工作。今早院长约我去面谈；他肤色黝黑，在印度住了18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空军医院算得上是维也纳最好的医院，不过我可能必须上课，因为院方希望，一般护士能在碰到紧急状况时，取代全部被调往前线的男性看护。训练课程包括火伤急救（若被派往机场工作便有需要）。我已领到一套红十字会的制服、一张新的身份证，和一枚金属名牌——我的名字在上面刻了两遍，万一“阵亡”，可以掰成两半，一半交给我的“至亲”——好奇怪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