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4/25页）

早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收拾行李，和保罗及罗玛莉聊天。接着安富索来接我们去他城外的住宅吃午餐。他现在担任墨索里尼的驻德国大使。饭后罗玛莉睡了个午觉——她觉得不太舒服——安富索和我则沿着湖散步。战前我在威尼斯就认识他；最近齐亚诺及其他11名法西斯当权分子被处决，令他胆战心惊。齐亚诺和他一直很亲近，他自己亦是极少数仍然对墨索里尼效忠的意大利高级外交官。墨索里尼垮台后，众叛亲离，安富索的决定虽然未必明智，但我敬佩他这一点。他是个聪明人，但他的工作却很难做，特别是他根本不同意德国人的作为。他借了几本介绍克鲁曼修柏的书给我。

安富索（生于1901年）终身从事外交工作，自1937年至1941年担任齐亚诺内阁的外交部长，驻派匈牙利。1943年9月意大利倒戈之后，奉派担任墨索里尼设在德国的萨罗共和国的驻德大使。大战结束后，成为法国战犯，因法国指控他为1934年刺杀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及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共犯。获得无罪开释之后，他返回意大利，并重返政界，成为意大利国会中的新法西斯党代表。

齐亚诺伯爵（1903—1944）娶了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为妻，从头到尾都反对意大利参战。虽于1943年初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却仍留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中，因此也在1943年7月25日投票反对墨索里尼。但巴多格里奥政府指控他贪污，他逃往北方，被德国人交给设在萨罗的新法西斯政府。1944年1月11日，他和同样在1943年7月反叛墨索里尼的另外11名法西斯党资深领导人，在墨索里尼勉强同意之下，一同受审，然后枪决。

稍后去亚当家与保罗碰面。由于我到时已经6点了，我们一起喝了下午茶、鸡尾酒，接着喝汤。彼得·比伦贝格也来了。晚上亚当打电话给住在克鲁曼修柏的冯·德·舒伦堡伯爵，讨论我抵达后该住哪里。以前是德国驻莫斯科最后一任大使的伯爵，好比外交部在那儿的“大家长”。他住的房子很大，愿意收容我，不过我和同事分开住或许不太好，至少一开始不应该，所以我打算先跟同事住一阵子。亚当还打电话给他另一位朋友，赫伯特·布兰肯霍恩；此人我并不认识，他负责礼宾司及安排外国使节住处，因此手中有许多房子可供调度。

克鲁曼修柏　1月17日，星期一

办公室所有职员都在今天撤往克鲁曼修柏。开车进城的人只有路格·埃森和我，保罗·梅特涅决定搭火车返回前线。天色很暗。路格帮我把两个很重的皮箱拖到等待的卡车上。之前我拒绝先寄行李过去，怕因此失去唯一的财产。后来得知贝茨先生是我们的小组长，大松一口气。他将担任克鲁曼修柏的人事室主管，他人非常好，很愿意帮忙。卡车把我们及行李统统放在格尔利茨车站，和另外30位由老板布特纳亲自带领的职员会合；布特纳脸色惨白，态度不善，他的秘书悄悄告诉我，他本来以为我不会出现。显然我们俩都非常讨厌对方。我看到一个名叫伊尔丝·布卢姆（因为表情甜美，外号叫“玛丹娜”[24]）的漂亮女孩，带的行李比我还多，不禁松了一口气。大家都对我们俩大皱眉头；我们在巴士驾驶员的协助下，帮着彼此把所有行李抬上车。接着主管拿出名单点名，整件事突然变得像是学校出外旅行似的。贝茨紧抓一把雨伞，臂膀上吊着一根象牙柄拐杖，扶我们登上火车。我因为很气布特纳对我恶脸相向，遂和玛丹娜跑到另一个车厢去坐；那是个三等车厢，座位很硬。（这年头大家身上都没什么肉，屁股坐得很痛！）

我们在下午3点抵达希尔施贝格，克鲁曼修柏支线即从该站岔出。当地的军需官来迎接我们，身穿滑雪服——好一个反高潮！大家换搭当地的小电火车，半小时后便抵达克鲁曼修柏。

当地外交部一半的职员都来迎接我们，我在人群中瞧见舒伦堡伯爵，头戴一顶神气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可能是来自莫斯科的纪念品。他特地来接我，让我觉得众目睽睽，完全违反我想默默登场的初衷。起先我们找不到分配给我的宿舍“克莉丝塔小屋”；找到后把行李放好，先回伯爵的住处喝下午茶。喝极香醇的咖啡，吃烤面包涂沙丁鱼。然后舒伦堡的助理S先生再送我回宿舍。

克鲁曼修柏村颇迷人，坐落在一片陡峭的山坡上，木屋分散，每家周围都环绕种满杉树的花园。我对空袭的恐惧感开始慢慢消褪。办公室在山脚下，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乘小雪橇上班，下班后再拖回山坡上的家。据我观察的结果，地位愈重要的人，住宅地势愈高。我们情报司的人似乎来晚了一步，大部分人分到的小屋都比较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