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第3/4页）

后来有批评者谴责“两奥波勒斯补贴”是一种贿赂和腐败手段，它怂恿了人类低贱的胃口，因为人们开始满足于少量金钱，但胃口必然会越来越大。然而，“两奥波勒斯补贴”政策开始实行时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开支也不算大。

即便如此，雅典人仍然需要大量金钱，才能把战争打下去。虽然国库几乎已经空空如也，但雅典势力的复兴和库济库斯大捷之后的威望或许能给他们带来新的收入。尽管各附庸国已经在拖欠税款，但新近变得自信满怀的雅典人依旧恢复了旧的贡金制度，取代贸易税，希望能够借此收到欠款和当前的贡金。民主制政权还打算征收另一种直接战争税，这个税种是在前428年开始征收的，但似乎在战争结束之前只征收了一次。穷人不需要缴纳这些税，但大多数希腊人，包括雅典人，觉得任何形式的直接税都很讨厌，尽管民主政权仅仅是在形势所迫的时候才不得不恢复直接税的征收。

自西西里远征以来，雅典卫城的建设工程就被暂时中止了。这时政府重启了工程，这是一个新的财政负担。重启工程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为穷人提供工作和口粮的慈善活动，但新工程与战前的伟大工程相比其实规模很小，仅仅包括雅典娜尼刻神庙的一堵新胸墙，以及城邦守护者雅典娜的神庙（今称厄瑞克忒翁神庙）。工程不需要多少工人，工期也很短。记录此工程的碑铭表明，71名工人中只有20人是公民，其他人是奴隶和常住外邦人。这绝不是那种民主派政治家为了给选民工作机会而开展的建筑工程。我们应当推想，此工程有着更广泛的目标，即努力恢复伯里克利辉煌时期蓬勃向上的精神。新的宏伟建筑可以给人民带来自信、希望和勇气，帮助他们在遭受了可怕灾难之后战胜强大的敌人、赢得最终的胜利。

修建胸墙可能是为了纪念库济库斯战役的伟大胜利，但建造厄瑞克忒翁神庙似乎是一种表现公民虔诚的姿态。伯里克利时期是启蒙和质疑传统的时代，而战争苦难、瘟疫和失败使雅典人回归源自国外的神秘主义的、狂欢式的宗教崇拜。虽然崇尚理想和科学的希波克拉底医学学派正处于巅峰，雅典人却从埃皮达鲁斯引入了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这位神祇的象征物是一条蛇，能够通过神迹来医治人们的伤病。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恢复民主制之后的政府决定动用宝贵资金，去完成城邦守护者雅典娜的神庙，这是雅典城的守护女神和卫城保护者的最古老神庙。厄瑞克忒翁神庙区还包括卫城最古老的圣所。这些圣所与生育崇拜、土地神衹和英雄崇拜有关联，这些崇拜的起源可以上溯到青铜时代。传说中的上古君王陵寝、雅典娜的神奇橄榄树、波塞冬留下的三叉戟印迹和咸水泉、孩童神厄里克托尼俄斯以蛇的形象捍卫卫城时置身的裂缝，以及其他一些名胜古迹，都位于厄瑞克忒翁神庙区。

因此，修建厄瑞克忒翁神庙的目的是很传统的，就像公布德拉古和梭伦的古代法律一样。这两项措施都是为了赢得诸神的恩宠，并赋予雅典人民自信和勇气，以帮助他们面对未来的任务。

战争继续

7月时，阿基斯二世企图利用雅典的政权更迭来攻击雅典城。但是，团结一心的雅典人已经严阵以待。阿基斯二世看到雅典军队在城墙外操练的景象，便撤回了狄凯里亚。但在他撤退之前，雅典人消灭了一些掉队的敌兵。这些成功的小规模袭击增强了雅典新政权的信心。同一年夏季，反斯巴达势力控制了希俄斯岛，色雷斯海岸的尼阿波利斯城打退了萨索斯人和一些伯罗奔尼撒军队的攻击，仍然忠于雅典。前410/前409年冬季，斯巴达人还遭受了一次挫折。他们在特拉启斯的赫拉克利亚殖民地被其邻国击败，约700名斯巴达殖民者和当地的斯巴达总督死亡。更大的危机是，迦太基于前409年夏季加入战争，反对叙拉古。他们的入侵迫使叙拉古人将其舰队从爱琴海和赫勒斯滂海峡撤走，于是斯巴达人失去了最能干、最勇敢和最坚决的海上盟军。

虽然发生了这些事情，但雅典人在前410/前409年的损失多于收获。在前411/前410年冬季，即恢复民主制之前，克基拉岛爆发了一场新内战，使这个岛屿退出了战争，这对雅典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更严重的损失是，斯巴达人占领了皮洛斯的雅典要塞，拔去了斯巴达的眼中钉，使雅典失去了一个有价值的筹码。

第二年夏季，墨伽拉人从雅典手中夺走了尼萨亚。尽管决定性的战场在海上，雅典人在爱琴海和两条海峡也遭到了一些挫折。一支斯巴达舰队在新任海军司令克拉特西皮达斯的指挥下夺回了希俄斯岛；对雅典人来说更严重的是，他们未能在海峡妥善利用库济库斯战役的辉煌胜利。那次胜利固然了不起，却让一些关键城市，如塞斯托斯、拜占庭和迦克墩，仍然处于敌人手中。库济库斯战役之后，法那巴佐斯给斯巴达人资金建造了一支与先前同等规模的舰队，所以雅典人不得不再次去争夺赫勒斯滂海峡的制海权，除非他们能阻止敌人占领关键港口。在爱琴海，雅典人如果想收复叛乱城市和财源，也需要快速行动。但从前411年12月到前409年4月或5月，回国收拢援兵的将军斯拉苏卢斯却一直待在雅典。从前410年春季到前409/前408年冬季，在赫勒斯滂海峡的雅典将军也没有发动任何重要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