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的主要内容（第3/7页）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战略上都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都想发挥各自的优势，攻击敌方弱点。雅典自恃海军强大，资财雄厚，还有“长城”护卫，只要保住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法勒隆一带，便可在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随意袭掠斯巴达领土，鼓动黑劳士暴动，很快可以迫使斯巴达人求和。伯里克利和雅典人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是很有信心的；而斯巴达人则坚信其陆军是无敌的，可以在陆上反复扫荡阿提卡，使雅典城孤立无援；特别是他们自诩为“希腊的解放者”，似乎在道义上占据高地，可以随时鼓动那些对雅典人心怀不满的臣属之邦起义，以剥夺雅典的财源，从根本上削弱雅典的综合国力。

双方的战略部署似乎都无懈可击，然而战争打响后，战场上的情况往往瞬息万变。雅典当政者所遇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阿提卡的乡村居民迁居城里的问题。按照伯里克利的战前部署，他们必须携带家眷和所有家具来个大迁移。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波斯战争之后，乡民们好不容易过上一段安定的日子，又要举家搬迁；牛马牲畜还得送往优波亚岛（Euboea，今希腊埃维亚州）及附近的岛屿，他们很悲伤，很不愿变更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而且到了雅典城，只有少数人找得到住处或托庇于亲戚朋友宇下，大多数人不得不在没有建筑房屋的露天，或在庙宇中和古代英雄的神殿中栖身。进城农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拱手让与敌人，任由敌人烧杀抢掠，个个焦急万分，怨气冲天。这的确是伯里克利等人始料未及的。

阿奇达姆斯统率大军在阿提卡乡间砍伐树木，烧毁房屋，大肆蹂躏，想激怒雅典人，诱使他们出城作战，却没有成功。雅典方面也得到一些外援，如色萨利人派来骑兵队，科基拉派来50艘战舰，鉴于雅典人在以往陆战中多次惨败于对手，他们城里坚守不出的策略是明智的、可行的。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世世代代以农业为生的广大乡村居民，眼看着自己的家园横遭蹂躏，心急如焚而又无可奈何。与此同时，雅典海军派出100艘三列桨战舰，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攻击斯巴达沿海要塞，鼓动黑劳士反叛。科林斯人也出动海军舰船，但他们主要在科林斯湾到阿卡纳尼亚（Acarnania）一带活动。雅典人在海上占据明显优势。

公元前430年麦收时节，阿奇达姆斯统率大军再次侵入阿提卡，四处烧杀劫掠。就在这年的夏天，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落到雅典人的头上。雅典城内突发大瘟疫，并且迅速传染、蔓延，死亡枕藉。由于雅典城麇集了阿提卡几乎所有的人口，卫生环境本来很差，加上饮水、排水等公共设施不足，瘟疫便一发不可收拾（II. 47—54）。城内的人们在成群地死去，而城外的田地在横遭蹂躏，雅典人内外交困，处境窘迫。斯巴达入侵者在阿提卡破坏的范围，向东扩至靠近优波亚岛一面，向南接近劳里昂银矿一带。而伯里克利组织了100艘战舰的远征军，去袭掠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

这场灾难究竟夺走多少雅典居民的生命，已经无从稽考。不过，修昔底德提供的一组数字，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公元前430年夏，雅典人曾派出一支4000人的军队，增援波提狄亚的围攻者。久攻不下，军中却突发瘟疫，只好撤退，短短40天内罹疫身亡者竟多达1050人（II. 58）。瘟疫肆虐三年之久，在册公民至少有4700人罹疫身亡（III. 87）。他们只是20岁以上成年男人的一部分。近代有研究者推算，包括妇女和未成年人在内的死者总数，达到雅典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23]这个估计应该说有相当的依据。

雅典人把战争中的种种不幸，都发泄到伯里克利身上。雅典人的怒气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那些迁入城市的农民。伯里克利召集公民大会想作出解释，强调一个人在邦国处于逆境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在国势昌盛时所得的利益；指出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邦国遭遇大灾难，也很难保全自身；但是只要邦国本身安全的话，个人就有更多的机会从不幸中恢复过来。无论伯里克利如何苦口婆心，雄辩滔滔，雅典民众却并不认可。他们投票剥夺其权力，并处罚金。不久，雅典人又推举他再度出山。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再一次当选为将军。同年，心力交瘁的他染上瘟疫，不治身亡。

之后，雅典政坛上出现两位政见不同、风格迥异的人物，一位是尼基阿斯（Nicias），不反对与斯巴达人言和；另一位是克里昂（Cleon），坚决主战，决不妥协。此后数年的战事，双方大致处于胶着状态，雅典军费开支浩大，财政问题愈益突出，不得不加重各属国贡赋负担，贡金总数由战前每年约600塔连特，增加至公元前427/前426年的近1500塔连特；[24]同时，由于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其人力资源也面临严重困难。就在雅典内外交困之时，公元前428年列斯堡（Lesbos）岛上以米提列涅（Mytilene）为首的诸属邦在斯巴达人的支持下发起暴动，起义最后遭到雅典的残酷镇压，上千名的反叛者被处死。随后雅典向当地派驻3000移民，彻底征服了米提列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