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要贡献

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衰的时代。波斯战争[32]以后，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形成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33]从此，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众多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作为雅典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对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其时，经过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反映在历史思维方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34]在思想文化领域，朴素的唯物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不懈探索，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原子论”，“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对人类历史的“探究”（historia）的成果，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的医学成就，以及演说术、诡辩术开始盛行，悲剧、喜剧频频上演……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修昔底德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以深刻的影响。雅典精英荟萃、人才辈出，民主制为自由探讨、理性思考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昔底德的史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成就达到了希腊古典史学的新高度。

首先，发展了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古代希腊，即使像希罗多德这样的史学家，虽已初步能够以人本史观考察历史，却也难免受到“神命史观”的影响，常常有意无意地以天命、神意来解释历史。而修昔底德彻底摈弃以征兆、占卜、神意来解释历史的做法，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认定历史上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决定的。这标志着古典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如此，他还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等），而不把它们视为吉凶的预兆。他痛心疾首地斥责雅典远征军的统帅尼基阿斯因月食而耽误撤军日期；他认为神谕是一种骗术，有的神谕是因发布者接受了贿赂而捏造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共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III. 45，82）。[35]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修昔底德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同样会不断重演，因而其著作是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的。

修昔底德十分重视人的力量，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概括地论述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人的首要作用，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I. 143.5）；[36]在他看来，正是雅典人，包括他们的先辈、同辈，也包括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们，共同创造了当时雅典的一切；当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陷入绝境时，他又借尼基阿斯之口说，“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没有人的城墙和舰船”（VII. 77）。修昔底德还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把雅典帝国的伟大、光荣和富强，归功于先烈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退缩”（II. 43）。

修昔底德还特别关注人（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心态，指出人们在和平时期和战争状态下的差异，平时与发生重大变故如瘟疫、内讧、地震等情况下的不同，以及强邦与弱国、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心理心态的变化。这在关于科基拉革命、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以及西西里远征等事件的记载中皆有深刻的描述（III. 64—IV. 55，65；VII. 71）。R. G. 柯林武德指出，医学之父、心理学之父希波克拉特斯对修昔底德影响至深，认为修昔底德堪称“心理历史学之父”。[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