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世界末日

这大概是历史的悖论：希特勒几乎悄无声息的消失，竟奇怪地让他在后人的记忆中长存。过去了几代人以后，在这些人或那些人的头脑里，他仍然栩栩如生地活着，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得更加强大。

希特勒成为历史上确实“前所未有”的现象，源出于他根本不具备任何的文明思想。东征西战的世界强国，从古罗马帝国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再从拿破仑的法兰西到大不列颠帝国，尽管相互之间有着千差万别，但都是由弱小进而持续发展，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为了人类获得和平、进步和自由的美好未来。即使是斯大林沾满了鲜血的暴政，尽管破绽百出，但也用对未来的承诺装饰着门面。致力于征服其他民族的动力，毫无例外地都来自贪得无厌和追名求荣，但由于它们的承诺，因此罪责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减轻，到最后，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被历史宣告无罪。

希特勒不是这样的。在占领和扩大权力的过程中，他放弃了所有理想化的修饰，从来没有认识到有必要对他的统治来番粉饰和美化。德国人自古以来都为这种理想化的思想感到自豪，并能在每个历史事件中发现它以及它的作用，然而在他们给予希特勒政权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却没有遵循某种理想。按照当时传播甚广的说法，希特勒头脑里其实空无一物。吹捧他将成为划时代角色的所有努力，在无可奈何中搁浅了。使多数人跟着走的，使他们折服的，把他们迷惑住的，是希特勒本人，对许多人来说，有时他确实并不那么阴森可怕。一生中始终催促他前行的难以抑制的动力，只是强者生存的史前文明的行为准则。也是它，推动着他去开始和结束他作为自己世界观的事业。

从希特勒达尔文思想的总口号中，产生了一系列早就形成了并被顽固推行的想法，它们完全是以镇压、奴役和“按种族进行土地重划”为目标，而到最后，留下的总是一片“焦土”。无论何时何地，即使在他的军队开始时作为解放者受到欢迎的情况下，他都给人以一种不可动摇的印象，即他是作为敌人来的，也想作为敌人留下来。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几乎所有以往的世界征服者，在他们的统治期间都致力于在被征服者中滋生一种疑惑，即反抗入侵者是否是一至高的权利或者只是给自己的未来设置障碍的一种尝试。每个敌人应该知道反抗希特勒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他很早就宣布的纲领，就是“对现存的世界看法宣战的文件”。

这里指的是什么，至迟在四十年代初记录下来的“桌边谈话”以及“元首大本营的独白”中给出了答案。据这两个文献记载，希特勒比起任何场合都更加毫无保留地吐露了心声，他说，只要机会成熟，他对任何道德、宗教和人性都要进行幸灾乐祸般的攻击。他说，在世界上，像以往一样，通行的是赤裸裸的法则。他把人保护人这一被视作古老传统的告诫，轻蔑地称作“牧师猪猡的胡说八道”。这些不只是源于欺骗和胆怯，更是导致背叛自然的“原罪”。他说，违背它无非就是起而“反抗穹苍”，到最后，人们消灭的“不是法则”，而只是他们自己。如果听从于这一“铁的逻辑法则”，那他就会拒绝任何同情心，就会毫不妥协地抵御内心的反抗和“外来种族的”反击。“比如猴子，”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他在元首大本营说，“会把怪僻的同类当作集体外的外来者踩死。猴子那儿奉行的东西，往高的层次来说，肯定也适合于人类。”确实，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者离开所有文明的思想如此之远。

从希特勒死去到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面无条件投降之间，还隔了好几天。个中原因不只是在于有些地区战斗仍在继续，而是应归因于邓尼茨政府的决定，它想通过部分投降来延缓事情的进程，其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部队和平民到达为西方强国所占领的国土。

全面投降于五月七日夜间在美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位于莱姆斯的总部进行，在此以前，已经与英军蒙哥马利陆军元帅签署了部分投降书。双方商定从五月八日子夜起结束敌对状态。由于斯大林坚持投降仪式上应有他的高级将领在场，因此在苏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柏林的卡尔斯霍斯特，又举行了一次投降仪式。在谈判过程中，德国代表团只得在隔壁的一个房间等候，在文件上签字时才被叫出来。凯特尔撑着元帅杖，佩着金色的党徽出现在谈判室里，当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在简短的签字仪式上叹气时，这位陆军元帅叱责他说：“您别这样！”

在苏军管理部门的大力推动下，遭摧毁的柏林慢慢地有了生机。营救小分队在高如小山的废墟里寻找着死者，找到后，就把他们放在手推车或马车上，拉到处处都挖好的万人墓里埋起来。附近，扫雷分队在搜寻最后时刻被掩埋起来的地雷。另外的人把大的碎石块从堆满着瓦砾，有些地方尽是坑坑洼洼的大街上搬走，使车辆能勉强通行。到六月底，每天都有死人和开始腐烂的动物尸体被扔进河里。当美国前后两任总统的顾问哈里•L.霍普金斯在那些天里来到柏林时，他震惊了：“这是个新的迦太基！”之后的许多年里，这座被毁的城市都是吸引人前往的地方，成了“泛欧旅行”的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