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考书目

本书在叙述中，并没有加上注释。但这并不是说，每一句引言或每件提及的事情是无据可查的。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主要是由于证人的证词常常极为混乱，而且对这种混乱多半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经常会出现的情况是，在引用一处资料时，必须同时引用一种，有时甚至是好几种与事实有出入的说法，或是对事情经过的不同描述。

在前言中已经提到过，对希特勒自杀这件如此重要，对每一位直接参与者来说都难以忘却的事情，对它的陈述却是那么的矛盾百出。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下午，当希特勒的侍官海因茨•林格和马丁•鲍曼，以及紧跟在他们后面的希特勒贴身副官奥托•京舍走进“元首”的房间时，看到希特勒是挨着爱娃•布劳恩躺在长沙发上，还是倒在旁边的那张沙发椅上，对这样一个问题，竟然也没有统一的说法。这一情况更因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对某些过程不同的描述变得模糊不清。又比如庆祝希特勒五十六岁生日的地点和过程，同样的还有因四月二十二日那次颇具戏剧性的形势分析会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以及其他一些事情的详细经过，都是模模糊糊的。不同的说法涉及的大多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可历史学家却得了解这一件件一桩桩的小事，并认真地记下哪怕是极小的差别。为了不让叙述被无边无际的注解所打断，这儿采用的方法是，在对一件事情做出表述后，再叙述一名可信的证人的说法，并接着评述这一说法的可信度。每当在重大问题上仍然出现疑点时，书中马上会对此做出说明。

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但奇怪的是，自从本书出版以来，几乎没有遭到还在世的证人们值得一提的质疑。一封要求改错的信件说，戈林自己没有炸掉他的狩猎行宫卡林哈尔，它是后来由一支留驻在那儿的部队炸毁的。另一封来信的寄信人，是一名当时守卫柏林国会大厦的士兵。他说，国会大厦内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苏联方面的资料也是相同的说法。事实上难以排除的，是参加占领国会大厦的红军士兵感到有责任，对戏剧性地夺取“德国的克里姆林宫”这一传奇神话表示应有的尊重。但也有可能，这名被提及的德国国防军士兵驻守在这宽敞大楼的某个部分，或多或少是没经战斗就落入了苏军之手。

如果在下面对所使用的书籍做一些说明，想必定能给读者在理解时带来方便。

最早的一本书，在一九四六年夏就问世的《希特勒最后的日子》，出自英国历史学家休•R.特雷弗–罗珀之手。该书是以作者本人在一九四五年夏天和秋天对证人进行的无数次调查访问为依据的。虽然许多有可能提供情况的人那时已被送入苏联战俘营，特雷弗–罗珀还是找到了其中的几位，但不可避免的是，他的叙述存在着这儿或那儿的漏洞，因为当时几乎不可能与另一个人的说法进行横向比较，书中也会有被询问者提供的意在误导的信息。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相对来说问题不大，因作者对全貌的正确把握、对事物的明确判断和他出色的语言充分地得到了弥补。

直到大约二十年以后，出现了一些有别于特雷弗–罗珀叙述的书籍，它们从历史的角度，全面叙述了在此以前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的情况。这些书使用无数的回忆录和当时的记录（G.博尔特、K.科勒尔、E.肯普卡、E.-G.申克、H.莱契等等），这样一些形式的资料是特雷弗–罗珀无法拥有的，它们所包含的有时是富有启发的细节，使得整个画面变得更为丰满充实。进入六十年代后，有三位对历史感兴趣的政论作家，对这一独一无二的戏剧性题材提出了挑战。

打头阵的是埃里希•库比，他于一九六五年把此前登在《明镜》周刊上的连载文章结书出版，书名为《一九四五年在柏林的俄国人》。在他以后，是一年之后由美国人科尼利厄斯•赖安写的关于诺曼底反攻的一篇报道，该书大获成功，书名为《最后的战斗》。没过多久，一位由同样有名的美国记者约翰•托兰撰写的《决战：最后一百天》问世了。最后还有托尼•勒•蒂西尔写的《一九四五年争夺柏林之战：从泽洛夫高地到帝国总理府》。所有这些书，除了使用当时可使用的回忆文章外，都是以无数次调查访问为依据的。

这些书有着很高的可读性，这是因为它们叙述准确，尤其是不乏历史性深度。令人得益更大的，以对还活着的证人做最新的调查访问为依据的，是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地下墓穴：帝国总理府的终结》，该书为乌韦•班森和詹姆斯•P.奥多尼尔两人所写，在生动形象和信息量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面提到的几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