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美龄（第2/3页）

此时，临川虽然离火线尚远，城防部队却想当然地认为不是红军突袭，就是自己的部队哗变。

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深夜惊醒披衣而起时，他嘴里喊的就是几个字：“背叛！背叛！该死的背叛！”

由于深夜惊起，宋美龄中了风寒，第二天便卧病在床。望着窗外高山峻岭，百感交集。她斜倚在床上，腿上盖着黄色军毯，向秘书口授她的冒险经过。而后寄给她在韦尔斯利学院的女友。但是，她的记述，说得很不准确。当时她用英语叙述寄到美国，重新再译成汉语后文笔便失去了流畅，而且跟实际情况也有很大差距了，但也可从中看到一部分当时的气氛：

从我们上一个野战司令部乘舢板走了四天的路程，于本月九日到了吉安。正如你大概知道的那样，在江西打击共匪的战斗中，我一直同我的丈夫一起在江西前线。我率领着救护兵，全心全意地作出努力，指导江西妇女想办法去安慰我们的伤员，使他们高兴。虽然生活很艰苦，同我们的军队一道进一步深入内地，但我还是感到很愉快，因为我身体健康，很有耐力，这样，我能和他在一起，并出些力。如果我在家里坐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我们要等待很久才能团聚。所以我总是决定和他在一起。我们从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两个星期以上，因为我们的军队突破很快。不管我们必须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在一起，有我们的工作。

……我想到上个月在江西抚州，也就是野战司令部所在地，在打击那里的共匪的战斗中发生的一件事。在深夜里，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发出的数百发噼噼啪啪的枪声。出什么事了？我的丈夫急忙叫我穿好衣服，他派了密探去了解情况。在这同时，枪声更紧密、更频繁了。当时严寒刺骨，我冷得直打哆嗦，在黯淡的烛光下，我匆匆穿上衣服，并把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某些文件整理出来，以便在万一我们必须离开这所房子时，就手能拿起这些文件投到火炉里烧掉。接着我拿起左轮手枪坐下来，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听到我的丈夫下令，让我们当时能召集的卫兵组织好警戒线，以便在我们真的被共产党人包围时打出去。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敌人已经绝望，因为我们打了许多胜仗，彻底消灭敌人已在眼前，所以他们已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地设法杀害我们。我的丈夫已将我们手下的士兵都送出去打仗去了，只留下一支小小的卫队，因此实际上，我们是经不起攻击的。我的丈夫从不在身边保留许多卫兵，他总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承担可怕的风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我在他身边，他就比较小心一些，但他常常对我说，一个真正的领袖不能过分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过分关注个人的安危，就会降低军队作战的士气，他说，我们是为国家而战，因此上帝定将保护我们。如果我们被打死了，还有什么比战死更荣耀的呢？

……但是再回到抚州，一个小时后得到消息说，守卫城门的哨兵在黑夜里将好几卡车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敌人，于是争吵起来，卡车上的一个人开了枪，激怒了其他一些人，于是守在城墙一带的全体哨兵都向这些被信以为真的敌人开枪还击。引起这次事端的那批人在第三天早上受到了军法处置。我是很痛惜的，但我认为，为了维护纪律，这是必要的。当我们不能肯定这次事件的性质的时候，我毫不感到惊怕。我的脑子里只想到两件事：第一，关于我们军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的文件决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第二，万一我自己被俘，我一定要开枪自杀，因为只有一死才能保持清白、体面，也是更可取的一招。因为女人一旦被共匪俘获，便会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侮辱。

在除夕，我和我的丈夫到周围的山上散步，我们见到一棵李树枝头开满了花。真是预示走运的好兆头！……他小心地采摘了几枝，我们回家时已是黄昏，我们点燃了蜡烛，他把采摘的花放在小竹篮里，送给了我。多好的新年礼物！我想从中也许你能明白，我为什么如此愿意与他共命运。他具有军人的勇气和诗人的敏感。

宋美龄的记述不准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军事知识，也不懂军事术语，当时也无人向委员长的夫人去谈论事情经过真相。显然，她把她丈夫描绘成一个营长了。当时，抚州离火线还在百里之外，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的北路军，拥有最精锐的部队。发生一次误会战斗，绝轮不到蒋介石亲自派出“密探”，行营司令部和侍从室紧紧跟随，也用不着蒋介石亲自焚烧文件，更用不着蒋介石把警卫部队都派上前线，只留下一个小卫队供他组织警戒线。而且把装甲车写成卡车，甚至误谈在除夕之时山野里有李树花开，也反映了一向养尊处优的阔小姐和贵夫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