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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社手里端着一个小筲箕，里面有十多个鸡蛋。

兴社一边往锅里打蛋，一边给我们讲起他爹。

听说打日本那阵，他的照片上了报，这还了得，这是铁证啊！国民党潜伏特务，反动军人。他就被送到云南的劳改农场，挑粪时摔死了，我赶到农场，取回了这根扁担，算是父亲的遗物。

他问：你爹带着你妈逃回老家，为什么后来又去当兵？

唉，遇上拉夫呗！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从陕西一路溃败到四川，准备在成都跟解放军决战，见了男人就拉夫，我爹又被抓到部队，最后部队投诚，他也就当上了解放军。

然后兴社又说起自己，“文革”前，沾了父亲的光，去省城当兵。“文革”一来就受牵连哦，那些年怎么也活不出人样！母亲跟地主富农一样，是队里的批斗对象。我被迫复员回家，后来摆弄收音机弄了个现行反革命。

兴社揭下形状有些像军帽的帽子，给我们展示他的头，稀疏的头发中裸露出几块又红又亮的头皮。大家都说，这是鬼剃头呢，在监狱里留下的。

这几年好了，给平反了，还补发了工资，我也进城挣了些钱，修了房子，娶了老婆生了儿子。眼看着日子好过了，但老婆又走了。唉，人啦，再怎么努力也熬不过命！我爹的命不好，我的命也好不到哪里去！唯一的念想，就是总算有个儿子，杨家有后，我也没什么怨恨的了！

要说怨恨，那些年我是怨我爹的。他怎么就是个旧军人，后来才投降解放军呢！现在想通了，他那时候看不到前面的路啊，站队站错了，一生就错了！

不像你呀，梁大伯，你跑到台湾，算是跑对了。跑回家来，还不给整死、斗死？

他无言以对。这些年的种种遭遇，三言两语怎么说得清？

我们坐在扑满灰尘的八仙桌上吃着碗里的荷包蛋。兴社吃了一个，便说不想吃蛋，把剩下的两个荷包蛋和半碗汤放回锅里。廷俊小声说，给他儿子留着呢！他便从包里摸出一叠钱，数了一千元。廷俊又小声说，二爹，一千元可是巨款呢，你给五百已是大数目了，这里的人红白喜事送礼，也就送五十元呢！

他说，廷俊，你没当过兵打过仗。我还活着，六弟死得惨呢！他的儿子活得这个样子，我能不管？你就不要为我操心吧！

兴社回到饭桌上，哪里肯收钱。廷俊和他像在打架一样，纸币也揉得皱巴巴的。兴社说，梁大伯也不容易，我再穷也还有个家嘛！嘴边话不好再说下去了。

他说，兴社呢，六弟的孙子也是我的孙儿吧，留给孙儿读书用的。你不收，我就要生气了！

兴社便把票子分成两半，说，大伯，我收一半，领您老人家的心意。另外一半，您留着。

他说，我一个人也用不了什么钱。他攥着钱，放到堂屋的条案上，又对着杨和顺的牌位作了三个揖。

兴社把我们送到机耕道上，廷俊看看天色已晚，便说，二爹，快回安家山，天快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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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金银花开的时节回到家里的。那是一个彩霞满天的黄昏，我爬上安家山的坡道，重新踏上杂草疯长的石阶，在微风中嗅出了金银花浓郁的香气。蔷薇已经开过，绿色的叶子随风摇动。我刚要举手敲门时，门开了，母亲带着一条黄狗走出来，黄狗发出汪汪的吠叫。母亲转身从屋里端出一碗剩饭走到我面前说，我家也没多余的食物，只好给你这碗稀饭了。母亲把我当成远方的乞丐了。我身上只有几块蔽体的破布，脸上、身上和脚上污浊不堪，发出难闻的臭味，走到哪里，都会招来成群结队的苍蝇。手指甲和脚指甲长得比鸡爪子还长，里面塞满了污垢。头发和胡子遮挡了我的脸，虱子在那里欢快地产卵，留下了密密麻麻的白屎，焦枯的毛发还不如黄狗的毛皮好看。我接过饭碗一口气把稀饭喝得一干二净，又伸出舌头把碗舔干净，这才抹了一把胡子上的饭渣，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叫了一声“妈”，母亲被这一叫声惊得连连后退，又躬下身子看了我一阵。我是梁草啊！你真的是狗娃子！母亲的尖叫引来了梁根，梁根用脚踢了我两下说，你凭什么冒充我二哥梁草？梁根已经长高了，瘦得能看见每一块骨节。我说，牛娃子梁根，你长高了呀！梁根便跑着叫爹，喊：二哥回来啦，二哥回来啦！

我爹走过来，我再次跪下去，我抱着爹的腿叫了一声“爹”。爹扶起我，夕阳把我爹的身影拉成一道很长的黑影，一滴眼泪像久旱的雨水打在我的额上。我爹抱着我就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喊：老婆子，还愣着做啥，煮饭嘛，狗娃子回来了！

我妈在神龛牌位前上了一炷香，又给观音菩萨和祖宗牌位磕了头，说，观音菩萨保佑，列祖列宗保佑，梁草终于回家了！这才引火烧锅煮了一碗荷包蛋，又放了一点糖端到我面前，梁根坐在桌对面看着我直咂嘴巴，梁根说，很久没吃过鸡蛋了，真香啊！我给梁根添了一个，梁根又给我推过来。梁根一个劲地问我，打过仗吗？杀过人吗？你害怕死吗？我只好回答他，打仗就是叫你杀人，害怕死你就必须先杀死别人。梁根瞪大眼睛，看着我半天不敢答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