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大时代来临前的大国较量 《环球时报》记者对乔良将军的访谈（第3/6页）

刚才你提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它在当时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定位。当时中国不是世界经济的引擎，而是世界革命的灯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中国划在第三世界是正确的。而在毛泽东身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逐渐从过去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工仔变成现在的引领者。面对这一转变，中国必须修正自身战略。

首先需要重新进行战略定位，确定现在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无须担心调整后的战略定位与口号相冲突，比如说“永远不称霸”。事实上，中国既不会奔着霸权国家的方向走，也根本成不了霸权国家。因为当今互联网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将实现对权力的消解，世界格局将向多极化发展，这使中国无法谋求世界霸权。也就是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中国都无法成为美国之后的新霸权国家。当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或许经过互联网时代和世界多极化的漫长过程，世界还会重新归于一统，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是中国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中国赶上现代是当下，你的使命就是迎合互联网带来的多极化趋势，将互联网对多极化趋势的促进作用发挥到极致。

那么中国如何定位？首先就是我们已不再仅仅是区域性大国。大概10多年前我们还是这样的国家，但这个门槛现在已被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迈过去了。自从GDP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就迈过了区域性大国的门槛。现在中国GDP是日本的两倍，相当于美国的70％。当年苏联和美国并肩的时候，苏联GDP也只有美国的60％。如此看来，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已是世界性大国。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定位就应是引领世界未来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这也是中国的作为大国的使命。

《环球时报》：这是不是意味着随着国际地位的改变，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也要改变，中国的外交走向也要随之改变呢？

乔良：在这个时段，中国要给自己在世界坐标上定位，就必须先确立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把如何发展这些关系排出优先次序。中国不是纯粹中立国家，“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是就国家权利而言，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搞“等距离外交”。中国对国家关系的安排首先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当今世界性大国之一的中国，应该怎样看待国际关系呢？有些人说我们必须更关注大国关系，有些人则希望固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划定的“第三世界”阵营，因为毛泽东当年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嘛。但在今天，无论过于关注大国关系还是继续作为穷国领袖，都不是中国的选择。现阶段，中国外交应该看重的是要国关系。

何为要国关系？同中国现实利益相关的大国是要国，同中国发展需求相关的小国或中等国家同样是要国，比如，中国需要从苏丹或中东地区某国获得石油，那么它们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国；澳大利亚的铁矿石或其他矿产资源对中国很重要，它对中国也是要国。其实，大国外交不等于只注重大国的外交。这是对大国外交的误解。历史业已证明，只注重大国的外交，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可谓误入歧途甚久。过去我们过于看重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了，使我们一些外交人员甚至“走出去”的企业都沾染了嫌贫爱富的习气。因此，先后经历过弱国外交、大国外交的中国，现在应进一步转向要国外交。

当今世界上，美国实施的是全方位外交，东盟国家等很多其他国家是区域性外交，它们都与中国所要寻求的要国外交不同。因此，中国发展要国外交毫无参照，只能依靠自身摸索并拉出清单。

《环球时报》：我们感觉中国的领导层已经开始具备一种全球战略眼光，比如“一带一路”至少在规划上带有连接亚欧的构想，总的来说，是我们的眼光已向全球投射出去了。但光有领导层的眼光不够，学界以及社会整体层面如果还是无法走出您所说的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那么国家战略可能也无法获得足够共识。同西方大国相比，对于国家全球战略投射的支撑，中国各领域是否还有很大差距？

乔良：过去近40年来，中国运气一直不错，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代人在不断的摸索中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偏差。但无论成就还是教训，都成了这一代人进一步推动中国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向前走。

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是中国在经过过去30多年迅猛发展后，第一次提出的比较清晰的大战略设计。这一战略设计体现出决策层已经头脑清晰，但问题是政府部门和学界对此仍然误解甚多。决策层的任务是做出决策，接下来的具体落实和目标完成需要“工具”，即政府部门等执行层面的“工程化”过程。但作为工具，我们的政府部门对于执行“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设计似乎还有些准备不足，这恐怕与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未完成时有关，因此处在一种统制经济“硬件”与市场经济“软件”的混搭和尴尬状态。这种模式虽然仍有效率，但在整个经济发展中代价高昂：一是因为这种状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收获的廉价劳动力红利相对较少，美国等西方国家却从中所获甚丰；二是因为腐败过去曾以一种扭曲的方式产生效率，推动中国经济，但它同时也使利益集团得以形成，严重侵蚀中国自身肌体，这个代价同样高昂。新一代领导人上任后意识到，再不反腐中国就无法继续前进，于是开展强力反腐。那么在不腐败的情况下，效率从何而来？这就需要重新整合官员干部队伍，要么“换脑”，即更新官员思维，要么换人，即直接换上一批更能干的人，否则整个机器就无法向前滚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