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军中骄子（第6/14页）

在这种情况下，亚伯勒多次采取措施约束美国部队。在他看来，维也纳不仅仅是一个被占领的首都，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充满政治考验的地方。这个考验的成功与否可能会决定欧洲大部分地区未来的政治走向。在他看来，美国应当派出代表自己国家美好形象的代表，这些人将起到一个正面的心理杠杆作用。

然而，当他向上级提出这方面建议的时候，他们明确地告诉他不要提。他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管好自己的人就行了——军队就是这样——其他问题让上级去处理。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个“老一套的回答”。

需要有一个新的回答：只能允许经过挑选的人进入那个舞台。在随后的年月里，对诸如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这样一些充满政治色彩的环境，他坚持的就是这种看法。

在维也纳（以及后来在东南亚），平民百姓对出现在他们中间的美国人寄予很大的期望。美国人有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他们代表了一个幅员辽阔，力量强大的国家；他们是去帮助当地人的。要想让老百姓的期望得以实现，靠军队的老一套做法是无法奏效的。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普通的”军人是不够标准的，需要“特种的”军人。

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

比尔?亚伯勒输掉了这个回合。可是这种想法却在他的头脑里扎下了根。

在随后几年里，他所走的是一名普通中级军官的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激动人心、可以大书特书的地方。1951年，他从英国的坎伯里参谋学院毕业，接着他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担任参谋军官，在伦敦待了2年，参与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对特种部队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罗杰?希尔斯曼，并与他成了好朋友。罗杰?希尔斯曼也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二战时期跟随梅里尔的掠夺者小分队在缅甸进行游击战争，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情报方面的负责人——在肯尼迪当政时期，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成为肯尼迪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之一。希尔斯曼是负责肯尼迪所关心的非正规战争问题的顾问。

离开英国之后，亚伯勒被调到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2年。在那段时间里，他研究了包括游击战在内的各种可能的未来战争形态。为了这项研究，他访问了布拉格堡的特种部队。当时那支部队的负责人是埃德森?D?拉夫中校。拉夫是1942年入侵北非的第一批伞兵，也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在特种部队司令部，亚伯勒像贵宾一样听取了特种部队使命和作战能力的情况简介。尽管拉夫非常热情，可是亚伯勒所看到的情况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打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特种部队可能会对游击队产生一些影响，并使他们对我们的事业有利，但这只是敲敲边鼓而已。

1956年，他被派往柬埔寨，担任军事援助顾问团的副团长。他花了大量时间前往实地，和柬埔寨军队一起——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有很大启发的体验（他热爱柬埔寨）。在那样的环境中进行常规战争，从物质条件上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柬埔寨军人在那样的环境中能够生存和发展，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他说过如下一番话：

1956年，奇科莱拉将军和我都在军事顾问团工作。我们到东部省份去了好几次。有一次我们从金边出发去了邦美蜀越南南方地名。，走的是一条当年法国人修建、如今已被丛生的植物覆盖的道路。一些已经锈蚀的机器还在路旁。我猜测，在边界两边的部队（共产党的和反共产党的）有过接触，但已经脱离了接触，因为在柬埔寨与越南的边界上，没有发生军事行动的迹象。可是一旦进入越南境内，大多数可能的通道都处于坚固防御工事的控制之下。

在这两个省的行动非常困难，尤其是在雨季。有一次我们就遇上了瓢泼大雨。

与我们随行的是一支由柬埔寨人组成的小分队，一辆四分之三吨的卡车、两辆吉普和一辆拖车。那里的天黑得很快，这是热带地区的特点；我们的道路逐渐被水淹没。我们的两边除了平地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感到无计可施。我们不仅可能被水淹没，而且在一片泽国、没有任何地貌特征的地方，我们可能分不清东南西北，完全迷路。这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该怎么办？

就在天黑之前，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土丘——一个小山包——我们把车开了上去。雨水倾盆而下，劈头盖脸地浇在我们身上。我们找到一些能大致避雨的地方，把睡袋铺在地上，想稍事休息，等第二天早晨再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