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军中骄子（第4/14页）

1960年，亚伯勒从西点毕业。他从约翰?J?潘兴将军手中接过授予他的少尉军衔，被分配到驻扎在吕宋岛麦金利堡的菲律宾侦察兵第57步兵团。在去菲律宾前的那段时间里，他与在军人家庭长大的诺尔玛恋爱并结婚——不过家庭出身并不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他俩这一辈子都对远东的生活和亚洲的艺术情有独钟（在他们的北卡罗来纳家里，就摆设了许多来自亚洲的艺术品）。

在菲律宾待了3年之后，亚伯勒独具慧眼，发现了这支新部队的锋芒所在。40年代初期，这个锋芒就是从飞机上跳伞（还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他是参与这一新型的、非常危险的战争形式的第一批志愿者。

伞兵使军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但这个代价也不小。运送伞兵的运输机很容易受到攻击，而且伞兵不可能携带过多的东西来满足支援与火力的需要。换句话说，空降兵部队的初期作战更接近于特种部队，而不像是步兵。

在他学到了伞兵的技能之后，空降兵部队的领导向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实践自己对象征符号的喜爱。

外界的人很容易忽视军队中众多的与体制有关的象征符号。资格证章、绶带、奖章、臂章——甚至特别的帽子、靴子或歌曲——在一个军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它们不是最重要的，但绝不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意志坚强的人在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旗帜或徽章面前，有时也会激动万分，说不出话来。

这并不是说，一个军人的服饰和佩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你要的是尊严，你不希望一个军人看起来畏首畏尾。在这里有一点炫耀并没有什么坏处。对此亚伯勒一直都有清楚的认识。“有特色的军装可以增加一个人的自豪感，”他写道。“你可以改变一个人，把他变为一个特殊的人。”

空降兵部队的首长注意到他在绘画与设计方面的才能，所以让他设计第一枚空降兵资格的证章也就不奇怪了。接着他们让银匠制作了足够数量的证章，颁发给第一批合格的伞兵。空降兵至今还佩戴着由比尔?亚伯勒设计的银翼徽章。

亚伯勒的才华不只局限在航空兵的银翼上。他后来又设计了特种服装：第一批伞兵皮靴就是一个例子——伞兵皮靴的含义对伞兵来说就像绿色贝雷帽对特种部队一样——他后来还设计了其他几种军用服装，有些服装进入了户外衣着专家L?L?比恩等人的服装类别。

在亚伯勒担任绿色贝雷帽部队指挥官的初期，他提出要把军用猎刀用作徒手格斗的有用武器，同时也要把它视为成就的象征。有一段时间，骑兵的马刀曾经起过这样的作用。陆军现在已经不用马刀了。在20世纪，它们已经不像骑兵时代那样实用。在亚伯勒看来，军用猎刀似乎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替代品，因为它既有前沿的传统，又有英勇的含义。

亚伯勒的梦想是，把军用猎刀和绿色贝雷帽一起发给每一个新参加特种部队的人。在这把军刀的一面镌刻着这个士兵的名字，另一面镌刻着特种部队的格言“解放被压迫者”。

陆军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这个想法——不过比尔?亚伯勒总是不断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说电影。

1941年，比尔?亚伯勒成为新组建的伞兵部队的领导人之一。他学到了重要的一招，那就是如何让美国军方和美国公众相信这支很有战斗力、但仍让人有些疑虑的部队。

好莱坞帮了大忙。

1941年，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RKO）拍摄了电影《伞兵营》，影片中3个年轻人的角色由罗伯特?普雷斯顿、埃德蒙?奥布赖恩和哈里?凯里饰演。他们3个人都经过跳伞训练。因为让大明星冒险从飞机上跳伞是不行的，所以比尔?亚伯勒和他的伞兵同行们就当上了替身演员。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电影，但它确实使得空降部队令人神往，吸引了陆军“老大”和公众对他们的注意。

后来，亚伯勒抓住了一个类似的机会。那是作家罗宾?莫尔亲自上门提出要写一部关于特种部队的小说。亚伯勒很赞赏这种想法，所以他琢磨写一本关于绿色贝雷帽的书，后来这本书被改编成一部由约翰?韦恩主演的非常卖座的电影。

《绿色贝雷帽》结果成了一部向美国公众介绍特种部队“加布里埃尔表演”的著作。

不过亚伯勒没有就此歇手。

还是在亚伯勒当小兵的时候，他就很喜欢军乐队。他喜欢那些老的进行曲以及军队歌谣对心灵产生的冲击。后来，在他当了特种部队司令后，他强烈地感到绿色贝雷帽应当有一首自己的激励人心的军歌。他把西点军校的乐队主管找来，请他写一首绿色贝雷帽进行曲。后来有一天，特种部队里有个叫巴里?萨德勒的年轻士官走进亚伯勒的办公室，开始演奏一首由他谱写的歌曲《绿色贝雷帽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