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基督教神职制度的内容和原则(312—438 A.D.)（第4/4页）

基督教教会对上级的指示会严格服从，只要罗马或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用居于高位的手定好音调，[334]意大利或埃及数百个讲坛，立即会响起完全相同的和声。这种制度的设计值得赞许，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布道人敦促大家履行社会职责，他们称颂的完美修道士所具有的品德，对个人而言只会带来极端的痛苦，对人类根本没有一点益处。他们对慈善事业的规劝，透露出他们暗中希望为了赈济穷人，最好让教士来管理信徒的财产。代表上帝最崇高的属性和法则，为形而上学的诡辩、俗气的仪式和虚构的神迹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玷污，他们用最大的热情所鼓吹的主题，不外是憎恨教会的反对者，发扬宗教美德，服从教堂的神职人员。当公众的和平因异端邪说和分裂活动而受到干扰时，神圣的布道者便吹响了引起不和、甚至煽动叛乱的号角。这时会众的头脑会被神秘的论调所扰乱，挑逗性的言词更激起狂热情绪，于是他们从安条克或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堂里冲杀出来，准备自己去做殉教者，或者让别人去为教会牺牲。这种在风格和语言方面的堕落，在拉丁地区主教的激烈演说中随处可见。但是格列高利和克利索斯托的文章，却常常拿来和雅典最辉煌的典范相比，不管怎么说至少比亚洲的状况要好得多。[335]

其七，宗教会议。基督教共和国的代表每年定期在春季和秋季聚会，宗教会议向罗马世界120个行省传送基督教的教会教规和立法精神。[336]依据法律规定，授权大主教或首席主教召集他所管辖行省的副主教举行会议，用以改进与会人员的行为，重申神职人员的权利、表达在座人员的忠诚。如果教士和人民选出填补红衣主教团空缺的候选人，就对他们的绩效进行审查。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迦太基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更大的审判权，可以召集所属的主教举行多种会议。但是最关紧要的宗教大会却只有皇帝本人有权决定。每当教会中出现紧急情况需要采取此类重大步骤时，他会立即向各行省的主教或其代理人发出强制性召唤令，同时附有可以使用驿马并支付足够旅费津贴的证书。在君士坦丁统治的早期(314 A.D.)，那时他还是基督教的保护人而非教徒，他便把有关阿非利加问题的争论交给阿尔勒会议去处理。来自约克、特里尔、米兰以及迦太基的主教，操着本乡本土的语言，在会议上像朋友和兄弟一样，讨论拉丁地区或西部教会与大家利害相关的问题。[337]

11年之后(325 A.D.)，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召开的阵容盛大而且千古留名的宗教大会，能够通过与会人员最后的裁定，彻底解决在埃及出现的有关三位一体的问题，事实上这种争论非常微妙。380名主教听从宽容君王的召唤全部到场，与会人员包括各个阶层、教派和称号的教士总共是2048人。希腊的教士都亲自前来，拉丁地区的教士在获得同意后，由罗马教皇派出的代表团担任。皇帝经常御驾亲临为期两个月的大会，让侍卫等在门外，自己(在得到会议的同意之后)坐在大厅中央的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听别人发言，讲话非常谦虚。如果他的话对辩论产生了影响，他总是很谦恭地声明，他是使徒继承人的行政首长，绝不是审判官，何况各位都奉神的指派成为地上的僧侣。一位专制君王对无拳无勇的臣民集会，竟然表示如此隆重的尊敬态度，唯一先例就只有采用奥古斯都政策的罗马帝王，一度对元老院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就在短短50年中，一位精于哲理的旁观者，看到世间风云变幻，不免想到罗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西亚会议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之父和基督教教会之父都同样日趋堕落，在品德方面全都无法和原来的创始人相比。但是，由于基督教的主教深深扎根在公众舆论之中，比较能够用合理的傲气维持自己的尊严，有时甚至还能用英武的气概反对君王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发展，曾使宗教会议丧失威信的软弱无能、意气用事和愚昧无知，都已被世人逐渐淡忘。整个基督教世界全无例外，完全听命大公会议永远正确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