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皇帝的极端手段，纳兰性德的传奇人生（第2/9页）

当时，大清立足中国已经三十多年，尽管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但大明遗民的亡国之痛、士子气节、种族成见和对大清入关后暴政的不齿，仍然在心底里发生着作用。因此，在荐举名单中，那些声望素著、影响巨大的超一流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便成了一个大麻烦。地方官拿着征举诏书来到顾炎武家里时，六十五岁的顾炎武表示，他宁死也不会应召，如果一定要强迫的话，则唯有一死而已。地方官无可奈何，只能作罢。黄宗羲也一样，对来动员他的官员说，若要相逼，自己可以自杀。

关中名儒李颙（yōng）和山西大儒傅山的遭遇很好玩。

以前，朝廷曾经征召他们入朝做官，被他们以身体不好或者病重为由拒绝了。这次，地方官可能是太想表现一下自己实心任事的精神了，于是，就把这些真正的鸿儒包裹起来，强行用床抬着他们前去参加皇帝的考试。李颙被抬到省城后，一连绝食六天，地方官慌了，害怕把喜事变成丧事，只好又把他抬回去。后来，康熙皇帝到西安要见他，他托病不见。搞得皇帝好生无趣，悻悻然的康熙居然写了一块匾额送给他，上面大书四个字，曰：“志操高洁”。就凭这一手，康熙还真是不简单。傅山则是另外一个路数：被抬到北京城外时，他赖在轿子里死活不肯进城，大哭大闹，城里的王公大臣们慕名前来看他，他就装傻充愣，彻底将喜剧变成闹剧，看上去实在有失体统，康熙无计可施，于是也原样把他抬了回去。

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对天下人的善意，这种态度时常可以换取巨大的回报，想必康熙心里算得很清楚：中国文化是一种等级顺从文化，一般不大会培养出天生不识好歹的人，对抗的升级常常在官府举措失当之后发生。推测起来，他必定坚信：自己释放出去的善意不会落空。若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令人很难想象他如何能够长期坚持这种做法。

最后，一百七十余人的荐举名单上，有一百五十四人来到北京。皇帝很体贴，告诉他们说，时令已经十一月，“冬日晷短，难于属文，弗获展厥蕴抱”——冬天到了，昼短夜长，不是做文章的好时候，难以显现出大家的满腹才学。大家可以在北京充分准备一下，来年天气暖和了再说。然后，命令有关部门安置好他们的食宿，每人每月发给颇为优厚的补贴，使大家不必为衣食发愁。

第二年，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正是北京春暖花开的时节。大家被召进紫禁城，来到体仁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事情偏偏还没完，大家入座后，皇帝并不急于考试，而是大摆宴席，让大家吃好喝好，还好言好语地忽悠大家说，本来知道诸位才气纵横，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为国家效力，但出于对大家的敬重，还是给大家一个显示才学的机会。

考试题目按照当时的标准看，实在是简单得不像话，叫《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简单说就是写一篇散文、作一首诗。皇帝所派的读卷官，若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真的是超级豪华阵容：皇帝本人，三位大学士，再加上一位翰林院掌院学士。最后，在一百五十四人中，录取了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这些人全部进入翰林院，已经有官职的授侍读侍讲，曾经中过进士的授为编修，布衣生员以上授检讨，让他们全部参与修撰《明史》。当时，这些人里面，有不少名气很大，迫于官府的压力，不得不来应付一下。因此，有人写诗时故意不合辙押韵，甚至读不通，有人竟敢在诗文中写上犯忌的字样，还有人卷子没有答完，只写了一首诗便草草交卷等等。这些人全部被康熙皇帝录取，并授以官职。到了北京而不肯参加考试的如傅山、杜越等人，授予官职后放他们回家。有人接受官职之后，再找理由要求走的，同样予以批准。

康熙皇帝玩的这一手，看起来又像开玩笑似的，显得很不正经。然细细品味起来，真是厉害无比，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很快就在现实政治中显现出来。孟森先生指出：后来，就在这些人中，出现了一大批“理学、政治、考据、辞章、品行、事功，多有笼罩一代者”。意思是说，在康熙皇帝所选拔的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成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几个最重要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因此，孟森教授才会如此评论说：这是康熙皇帝定天下之大计也。这是一种大聪明，用来对付中国文化人的小聪明，应该是足够了。若情商和智商不够的话，可能想学都学不来。

就这样，康熙赢了。他不光赢得了读书人的心，还赢得了天下人的心。人们意识到：这位皇帝是真的想治理好国家。遥想当年，这十五岁的康熙小皇帝恶作剧一般扳倒了鳌拜；如今，又轻喜剧一样就把天下最富有号召力的一群持不同政见者收拢到了自己一方。从一般人的心理判断，他们即便心里不高兴，也很难鼓起劲头再去和康熙作对；即便能够鼓起劲头去和康熙作对，他们能够号召多少人跟着走也大成疑问。因为，皇帝请你来帮助他治理国家，你不愿意，那么，你还能用什么理由来号召大家反对他呢？仅仅以种族为号召吗？这恐怕会让人觉得偏狭了一些，很难唤起人们的共鸣。后来，雍正时代的著名文字狱“曾静案”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康熙皇帝的做法，已经颇有点“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