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广宁之战惊天下（第4/8页）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

萨尔浒大战之后的三年之内，除有一年多时间与熊廷弼相持不下之外，其余，攻开原，克铁岭，灭叶赫，抚蒙古，一举拿下辽沈，努尔哈赤先后席卷辽东一百余城。他将后金国首都从偏僻的赫图阿拉——新宾县迁到了辽阳。

过去，大明帝国文武除李成梁外，很少有人拿努尔哈赤当回事儿，大多将他看成草寇土贼山大王，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用当时人们喜欢的一个词形容，是个饿贼——饿了就来抢，抢完了就跑。如今，迁都辽阳之后，孟森先生评价说：努尔哈赤“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央政权。虽然格局仍嫌粗疏简陋，却也显得进退有据，生机勃勃。努尔哈赤甚至一度做出了在后金国“恩养汉民”的承诺，虽然执行得不怎么样，甚至很糟，但毕竟显示出他已经不是那种草莽英豪之流了。

熊廷弼复职后，日子却比以前更加难过。万历皇帝临死前两个月说的那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不但应验，而且直接应到了熊廷弼本人的头上。

此时，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政府绝大多数要害职位，但他们已经不是顾宪成等“东林八君子”时代的东林党人了。那时，东林党激浊扬清，受到崇高尊敬，具有广泛影响。而今，清流久历污渠而变浊。他们一样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一样缺少政治才能与胸怀，一样置国家利益、辽东大局于不顾，埋头党同伐异。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可能因为东林党人后来与魏忠贤阉党的惨烈斗争及其遭遇严酷迫害的缘故，人们不愿过多责备被迫害者，于是，对这段历史予以淡化甚至严重歪曲。而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做法的愚蠢程度，知道这种真正狗屁不通的做法除了使人更加愚蠢之外，找不到对国家民族的任何有益之处。只有正视发生过的一切，才会懂得贤者也可能做错事，甚至错尽错绝；好人也可能做坏事，而且危害极大。明白了这些才能不把希望与前途仅仅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去建立和完善一个好的制度。

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熊廷弼的脾气秉性。当时有人说他：“才华笼盖一时，盛气凌厉一世，揭辩纷纷，导致众怒，共起杀机。”（《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就是说，此公的坏脾气惹起了众怒，大家都起了干掉他的念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恰当的描述应该说：在剧烈的党派斗争中，熊廷弼的对立面占据了权力上的优势。

此次复出，熊廷弼面临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险恶，不仅仅因为努尔哈赤强盛和咄咄逼人导致的辽事败坏，更重要的威胁更是来自他的同事们，来自主持朝政的东林党人。这种情形预示了他必死的命运。翻检中国历史，每当面临此种局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臣骁将能够逃脱厄运。而对于熊廷弼来说，最使英雄泪满巾的是，此次，他还根本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就稀里糊涂地一败涂地，走上了死路。

熊廷弼的搭档名叫王化贞，比熊廷弼早几个月来到辽东，是由东林党人推荐的辽东巡抚。由于熊廷弼到任之前的前任经略因病不能做事，因此一切行政、军政、财政事宜均由此人负责。后来由于招致惨败，人们习惯上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其实，刚刚接任辽东巡抚一职时，他的表现十分出色，名声极大。

他驻守于辽东最后一座重镇——广宁。广宁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市，亦称北宁市，是辽东总兵府所在地，也是西联山海关、东接辽东首府辽阳的战略要地，是当时东北地区仅次于辽阳的第二大城市与重镇。当时，人们习惯称呼的“辽广”，就是辽阳和广宁的简称。此时辽阳已经由辽东巡抚驻地变成了努尔哈赤的首都，广宁也就变成了遏制努尔哈赤西进，进而相机恢复进取的最重要前进基地。

王化贞到任时，广宁城里只有残兵千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广宁必不可保。王化贞不信邪，他召集流散勇壮，鼓励士民联合蒙古人共同御敌，竟然很快组织起了一万多人的部队。他率领弱兵残将力守孤城，且意志坚定，一时间声名大著。朝廷认为他才堪大任，将守卫广宁地区的重任托付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