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广宁之战惊天下（第6/8页）

这些内情，王化贞全然不知，对孙得功联络李永芳干掉努尔哈赤的策划则坚信不疑，不但将此作为立不世之大功的奇秘，越发看不上熊廷弼，而且将握在自己手中、坚决不让熊廷弼染指的广宁九万兵马，全部交给孙得功节制。一切兵马、攻防、训练、装备、工事、粮草之类统统不放在心上，一门心思地盘算着这件不战而获全胜的奇功。他真的多次出兵攻打后金国防地，先后可能达五次之多，搞得煞有介事又很不好看，还一本正经地报告朝廷“但到中秋团圆时节，即可高枕聆听喜讯佳音”云云。

熊廷弼实在看不下去了，上书皇帝，请他约束王化贞慎重举止，“至少不要让敌人笑话”。王化贞听说后，愤怒如狂，立即上书皇上，说是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努尔哈赤小丑云云。

就这样，辽东前线出现了大家“战不战，守不守，笑啼不敢，而凡事牵制多”的局面。（《明熹宗实录》卷十六，天启元年十一月壬戌）有人总结这种情形说：“自有辽事以来，从来不曾看见堂堂正正地做过一件事情。”（《明熹宗实录》卷十五，天启元年十月乙未）

就在大明帝国朝堂上下口水横飞，群臣一浪又一浪掀起赞誉王化贞而抨击熊廷弼的热潮之际，大明天启二年、后金汗国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在仔细观望良久之后，确信熊廷弼不会再有什么作为，遂出兵进逼广宁。

王化贞相信建立奇功的时机已到，于是按照孙得功的策划，尽发广宁兵马出阵迎敌。谁知双方刚一交手，早已布置停当的孙得功等便大呼“明军败了，明军败了”，然后撒腿狂奔。不明所以的帝国大军以为已经被打败，遂兵败如山倒，全线溃散。

孙得功等逃进广宁城后，到处散播努尔哈赤已到城外的消息，于是城中军民大乱，争相溃逃。正在等候捷报佳音的王化贞于稀里糊涂之中，被一员将领扶上骏马，弃广宁而去，从而验证了那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老话。

在大凌河边，王化贞遇到熊廷弼。王化贞尽弃前嫌，在熊廷弼面前大哭。熊廷弼此时的表现确实没有风度，他微笑着询问王化贞：“您不是说要提六万之兵一举荡平吗？今天这是怎么啦？”王化贞顾不上计较，请求和熊廷弼一起商量战守事宜。这时，熊廷弼手中只有五千兵马，不知是出于兵力悬殊的无奈，还是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他回答王化贞说：如今为时已晚，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护送流民入关。

其实，用兵谨慎、善待时机的努尔哈赤，此时距离广宁尚有一段不近的距离。他并没有长驱直入进占广宁城，直到两天后，外围明军基本被扫荡干净，方才渡河来到广宁城下。据说，努尔哈赤走到离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大明辽东总兵府所在地、辽东第二大城市广宁城，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昨天的大明帝国臣民们在载歌载舞中，排着队向他行叩拜大礼，将他迎进了他应该很熟悉的辽东总兵府。史书记载说，此次努尔哈赤出动的兵力大约在五万到六万人左右，而王化贞手中的全部兵力可能在努尔哈赤之上。在广宁城下，孙得功率领王化贞交给他统率的、为数应当不少的大军，开城迎接了努尔哈赤。

孟森教授推测说：熊廷弼之所以不争夺广宁，是因为他实在痛恨王化贞的作为，并认为自己在此事上没有责任；同时，他可能希望用这种赌气的方式，唤起满朝文武的觉悟，知道自己的才干而用之，“以收后日之效”。（孟森《明清史讲义》下）

就这样，帝国在辽东的最后一个战略重镇失守了，帝国首都再次宣布戒严。

如果说萨尔浒之战逆转了明清之间的战略态势，是一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的话，对于大明帝国来说，努尔哈赤夺取广宁——大明帝国辽东总兵府所在地，可能影响更为深远而致命。因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熊廷弼的死，加剧了帝国上层的争斗与分化，甚至东林党失势和魏忠贤得势可能都与此干系极重。因此，若从政治、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判断，努尔哈赤夺取广宁比萨尔浒之战还要重要许多。

不久，天启皇帝下令逮捕王化贞，将熊廷弼革职回籍，听候处分。这时，东林党人再一次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偏狭与拙劣。负责办理此事专案的刑部尚书王纪、大理寺卿周应秋、著名东林领袖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提交审讯报告，没有多少道理地要求将熊廷弼、王化贞一同处死。熊廷弼真的就此被逮捕下狱，后来惨死狱中。东林党人就这样用自己的党同伐异和失败，为两个比熊廷弼可怕千百倍的敌人铺垫了道路。这两个敌人，一个是大明帝国不共戴天的死敌——努尔哈赤，一个是东林党人不共戴天的死敌，在后来几年间搅得整个中国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只比皇帝少活一百岁的太监——九千九百岁魏忠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