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明官场乱斗之一：严嵩死磕徐阶（第2/18页）

此后近百年间，大学士们开始兼任各部尚书、侍郎之职——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长、副部长职位，有的还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少保等崇高荣衔，权力地位不断提高。他们虽然不能到兼职的各自部门里去实地任职，也不能干预各部事务，名义上仍然只是皇帝身边的侍从顾问之臣，但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如人事推荐与任免建议、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等等。而他们真正的权威，则来自宣德年间所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票拟”之权。

这位以生产了宣德炉和酷爱斗蟋蟀闻名于我国历史的皇帝，也是一位丹青辞文造诣很高的皇帝。票拟之发明权当属此人。

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里面暗含了帝国官场运作的大部分奥秘。

这里涉及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方式与程序——

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汇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记在案，录下副本，然后将所有文书象征性地报告给皇帝，随后转到内阁，由大学士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送呈给皇帝最后批示核准，这就是票拟。实际上，等于是为皇帝草拟御批的底稿。皇帝的御批使用朱笔，所以，又叫“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记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各地、各有关部门执行。

由此可知，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已经很难不在掌握了票拟之权的大学士面前俯首帖耳。

而且，包括了票拟和批红在内的这种国家机器运转方式与程序，还给帝国官场政治留下了两个绝大的漏洞。

其一，当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正式成为首席大学士时，“首辅”之称谓便随之产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同。这种情形大约是在宪宗皇帝时期发生的，就是以成化窑瓷器著名的那位皇帝。首辅没有宰相之名，也没有宰相行政号令、任免官吏之实。但当他深受皇帝信任时，却可以垄断票拟之权，并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将属于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相当大程度地转移到自己手上。此时，其令人畏惧的威力，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往真正的宰相，这可能是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其二，可能会令朱元璋更加沮丧和苦闷的是，当他的子孙们不像他那么酷爱这些行政事务，或者由于精力、体力、智力、爱好等因素丧失了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和兴趣，或者那些朝夕相处地陪伴着皇帝的太监们更加令皇帝喜爱和信任时，那专属皇帝的“批红”大权，便会落到这些曾经深受朱元璋蔑视的宦官们手中，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皇帝。届时，首辅手中的票拟之权将同时失去效用。于是，既失去宰相之名、又失去宰相之实的满朝文武，便在宦官们的拨弄下，死去活来，痛苦万状。

事实上，到张居正看到首辅夏言被杀的时刻，这两大漏洞，早已经全部变成帝国的现实。

夏言出任帝国首辅之时，我国的内阁制度才最终完善形成。这种情形，可能确实和嘉靖皇帝的身体不太好有关。

从湖广安陆州兴王府，即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县来到北京的嘉靖皇帝，相当长时间都不能适应北京的气候水土，因此，患有“咳疫”和“痰疾”，曾经发作后连绵数月不能治愈，且发病次数相当频繁而猛烈。从症状上判断，可能是西医所说的严重慢性气管炎或支气管炎。导致皇帝无法临朝面见群臣并处理国政。至少，嘉靖皇帝是这样多次解释自己的作为的。于是，忧虑中的皇帝采取了两个措施，希望改善此种局面。

一个是在宫中大力崇道修玄，斋醮祈福；另一个则是推动内阁制度的迅速完善。前者是希望道教的神灵上帝保佑自己养生长寿，后者则是为了帮助自己控制政局。

在此之前，大学士们虽然具有了较高地位和通过票拟建立的威权，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内阁制度。比如，内阁长时间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没有正式的办公场地，曾经一直与翰林院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内合署办公。到正统十年，即公元1442年，翰林院有了自己的衙署，文渊阁才成为内阁专用的办公处所。又过了不到十年，即景泰中期，内阁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即由中书舍人——机要秘书们组成的诰敕房，内阁制度方告初具规模。

到嘉靖皇帝时，大体采取了三个步骤，使内阁制度最终形成。

一是将大学士全部换成顺从自己的人，并令他们部分地开始干预六部事务，导致《明史》卷一百九十记载说：此后，皇帝身边之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

二是明确大学士为文臣之首，如《明史》“职官志”所记载：阁臣们在“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