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张居正：天才少年入官场（第6/7页）

第二个原因是，此人曾经不顾个人安危冲进大火之中，将嘉靖皇帝背出险境，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官居锦衣卫都指挥，相当于当时帝国的宪兵总司令。

从陆炳一生行状上判断，该人似乎是个好事坏事都掺和着干过一些、但以干坏事为主的人物，虽算不上大奸大恶，却也难称好人。

赵文华则据说是严嵩三十几个干儿子中最受喜爱的一个。从历史记载上看，此人行事卑污不堪，口碑坏极。当时，他官居工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他认为李默意在腹诽皇帝朝政，以汉武帝、唐宪宗的穷兵黩武，导致在历史上名声很糟来讥讽皇帝出兵平倭。

“腹诽”是我们帝国一个特有的罪名，肯定可以列入世界之最。其含义是“在肚子里骂人”。此时，嘉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对“晚业不终”这句话相当敏感，认定这个家伙是在辱骂自己，遂将李默下狱论死。

《大明律》中规定，有十大罪恶必判死刑而不赦，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所谓十恶不赦。这十大恶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些罪名相当模糊宽泛，并没有精确的定义。于是，皇帝下令，《大明律》中没写臣骂君之罪，可见自古没有这等不忠不孝不义之事。今日有了，就要从重处置。于是，李默在狱中被拷掠——就是毒刑拷打致死。死时，双腿肿胀变形，后背皮肉脱落，长满脓疮。陆炳没能救得了他的老师，尽管他不是不想救。

由此可知，这种涉及帝王和圣贤之道的东西，稍一不慎，就可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利器。

于是，帝国读书人的使命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由寒窗苦读，埋首穷经，来博取金榜题名，从而一鸣惊人，直上青云。

一般说来，大凡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帝国官吏队伍中的人，从发蒙，就是从认字开始，到进学，直到通过乡试、会试，中了举人、进士，他肯定是饱读诗书、浸泡在四书五经中长大的；一定是装了满脑袋的“仁者爱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也不改其志”之类理想，从而期待着一鸣惊人，然后致君尧舜，名垂青史。

然而，如张居正一样，来到京师，踏入官场之后，也许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眼前的现实情形和以往圣贤的教导之间，颇有些大不同。那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实是很难有发挥天地的。自己想要致君尧舜的那些君，亦远不如从前想象的那般庄严神圣。就如气象万千的紫禁城，远远望去，蓝天丽日之下，红墙黄瓦，何其辉煌。然走进来细细端详，便失却了许多神奇与圣洁。皇家的神圣，帝国的威仪毕竟有太多人为包装的东西。远远地看那包装了的东西是一回事，身在其中地参与了包装然后再看，则是另一回事。倘若目睹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真实过程，则其切肤之痛更何须多言？

以是之故，大凡从外省来到京城为官的士子，或多或少都要有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诸如四书五经、八股制义之类，便被谑称为“敲门砖”，意为敲开官场之门后，便可以弃之如敝屣矣。

这种心理调适，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其天差地别之处，诚如吴思先生所言：前一次学习，学习的是圣贤的著述，他们学会了满口仁义道德；后一次学习，学习的则是官场与社会这本无字天书，他们大抵需要学习的是满肚子厚颜无耻，乃至男盗女娼。实事求是地说，要想参透这本大书的种种曲折隐晦之处，有时确实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不难注意到，这两次学习的截然断裂甚至完全对立，是大明帝国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而显著的特征。这种断裂与对立，常常由于皇家某些不够恰当的行为——如我们所不断看到的那样——而受到强化。从而构成了帝国悠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种心理结构为书呆子类型的人，和那些在前一次学习中已经完成了信念、信仰与人格塑造的人，在这个再学习的过程中，将会遭遇极大的痛苦。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这个再学习。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帝国官场上，看到有些人以相当激烈的言辞与行动，表现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使我们对于人心向善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信心。

可是，除了少数政治清明的时代之外，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在帝国官场之上并不特别受欢迎，或者毋宁说，在大多数时代，这种人在帝国官场上特别不受欢迎。哪怕他们做的和圣贤的教导完全一致。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表现经常使其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同时，势必使帝王显得愚蠢。因此，在中国多数时代的史料中，时常记载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人品高尚正直，学问博大纯粹，才干卓越出众，却在官场上活得七扭八歪，一般少有太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