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张居正:天才少年入官场(第6/7页)

第二个原因是,此人曾经不顾个人安危冲进大火之中,将嘉靖皇帝背出险境,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官居锦衣卫都指挥,相当于当时帝国的宪兵总司令。

从陆炳一生行状上判断,该人似乎是个好事坏事都掺和着干过一些、但以干坏事为主的人物,虽算不上大奸大恶,却也难称好人。

赵文华则据说是严嵩三十几个干儿子中最受喜爱的一个。从历史记载上看,此人行事卑污不堪,口碑坏极。当时,他官居工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他认为李默意在腹诽皇帝朝政,以汉武帝、唐宪宗的穷兵黩武,导致在历史上名声很糟来讥讽皇帝出兵平倭。

“腹诽”是我们帝国一个特有的罪名,肯定可以列入世界之最。其含义是“在肚子里骂人”。此时,嘉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对“晚业不终”这句话相当敏感,认定这个家伙是在辱骂自己,遂将李默下狱论死。

《大明律》中规定,有十大罪恶必判死刑而不赦,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所谓十恶不赦。这十大恶分别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些罪名相当模糊宽泛,并没有精确的定义。于是,皇帝下令,《大明律》中没写臣骂君之罪,可见自古没有这等不忠不孝不义之事。今日有了,就要从重处置。于是,李默在狱中被拷掠——就是毒刑拷打致死。死时,双腿肿胀变形,后背皮肉脱落,长满脓疮。陆炳没能救得了他的老师,尽管他不是不想救。

由此可知,这种涉及帝王和圣贤之道的东西,稍一不慎,就可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利器。

于是,帝国读书人的使命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由寒窗苦读,埋首穷经,来博取金榜题名,从而一鸣惊人,直上青云。

一般说来,大凡通过科举考试而跻身帝国官吏队伍中的人,从发蒙,就是从认字开始,到进学,直到通过乡试、会试,中了举人、进士,他肯定是饱读诗书、浸泡在四书五经中长大的;一定是装了满脑袋的“仁者爱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也不改其志”之类理想,从而期待着一鸣惊人,然后致君尧舜,名垂青史。

然而,如张居正一样,来到京师,踏入官场之后,也许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眼前的现实情形和以往圣贤的教导之间,颇有些大不同。那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实是很难有发挥天地的。自己想要致君尧舜的那些君,亦远不如从前想象的那般庄严神圣。就如气象万千的紫禁城,远远望去,蓝天丽日之下,红墙黄瓦,何其辉煌。然走进来细细端详,便失却了许多神奇与圣洁。皇家的神圣,帝国的威仪毕竟有太多人为包装的东西。远远地看那包装了的东西是一回事,身在其中地参与了包装然后再看,则是另一回事。倘若目睹了那些惊心动魄的真实过程,则其切肤之痛更何须多言?

以是之故,大凡从外省来到京城为官的士子,或多或少都要有一个心理调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诸如四书五经、八股制义之类,便被谑称为“敲门砖”,意为敲开官场之门后,便可以弃之如敝屣矣。

这种心理调适,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其天差地别之处,诚如吴思先生所言:前一次学习,学习的是圣贤的著述,他们学会了满口仁义道德;后一次学习,学习的则是官场与社会这本无字天书,他们大抵需要学习的是满肚子厚颜无耻,乃至男盗女娼。实事求是地说,要想参透这本大书的种种曲折隐晦之处,有时确实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不难注意到,这两次学习的截然断裂甚至完全对立,是大明帝国生活的一个极为重要而显著的特征。这种断裂与对立,常常由于皇家某些不够恰当的行为——如我们所不断看到的那样——而受到强化。从而构成了帝国悠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种心理结构为书呆子类型的人,和那些在前一次学习中已经完成了信念、信仰与人格塑造的人,在这个再学习的过程中,将会遭遇极大的痛苦。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这个再学习。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帝国官场上,看到有些人以相当激烈的言辞与行动,表现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使我们对于人心向善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信心。

可是,除了少数政治清明的时代之外,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在帝国官场之上并不特别受欢迎,或者毋宁说,在大多数时代,这种人在帝国官场上特别不受欢迎。哪怕他们做的和圣贤的教导完全一致。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表现经常使其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胁,同时,势必使帝王显得愚蠢。因此,在中国多数时代的史料中,时常记载着这样一些人:他们人品高尚正直,学问博大纯粹,才干卓越出众,却在官场上活得七扭八歪,一般少有太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