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张居正：天才少年入官场（第3/7页）

每隔三年，在省城举行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只有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能应考。及格的即为举人，第一名被民间称为解元。在理论上讲，举人已经具备做官的资格，作为帝国的预备官员，享受的优待更多，并且可以和县官称兄道弟。

第二年，全国的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为会试，民间称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会试及格，再经一次复试，地点在皇帝的殿廷，叫作廷试，亦称殿试。殿试第一名就是状元，二甲第一名被称为传胪。殿试大体只是一个形式，表示由皇帝亲自选拔天下人才而已。

然后，考取者分一二三甲发榜，就是一二三等的意思。一甲只有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这是一个从六品阶级的官职，高于我们今天理解的县团级，低于司局级；榜眼、探花则授官翰林院编修，都是正七品，就是县处级干部。这些是极其清贵的职务，虽然没有实际权力，但作为文史机要侍臣，可以时常在皇帝身边转来转去，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很多，在帝国官场上，其升迁的速度是最快的。

二、三甲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的，便也可能成为翰林官，其清贵大体与上述类似。其他二甲者为从七品，三甲者则为正八品，大多分配到各中央机关，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等职务，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今天中央机关的副处级或科级主任科员之类；还有许多人，被外派到地方，一般授为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副职官职，成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副县处级或正科级的地方干部。

从中，我们可看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真实含义。通过乡试会试，便如鲤鱼跃龙门般，哪怕是贫寒出身，从此亦平步青云，成为人上之人矣。所谓一过龙门，身价百倍，此之谓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就是这样一番景象。在公开提倡不平等并为国民广泛接受的我国古代，毫无疑问，这种做法相当好。因为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若是不鼓励自己的人民读书，并由那些不读书的人们来治理这个社会，会是什么一种情形。

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心平气和地考察一下的话，便会发现，在当时的时代，这是一个由于具有某种客观标准而显得很公正的制度，毫无疑问也是先进的官吏考选制度。与仅凭出身、门第、上司和君主权贵的意愿任免官吏的做法比较起来，其文明程度显然要高得太多了。这应该是此项制度曾经受到欧洲伟大启蒙思想家崇高赞扬的重要原因。

将这种不错的制度推向极端，从而令其无可挽回地走向反面的，则是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帝国制度规定，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每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即乡试在当年的八月举行，俗称秋闱；国家级考试，即会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举行，俗称春闱。这两个时日，便成了帝国读书人一生之中最为重要的日子。呕心沥血，十载寒窗，头悬梁锥刺骨，称得上一生只为这一天。

糟糕的是，到了朱元璋及其后来的时代，科举考试时所需要读的书，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书。而是特指的圣贤之书——四书与五经。

这种情况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此人主张以“经义取士”，就是说，用解释儒家经典作为考核读书人的标准，从而，有效地将一个金箍套在了中国人的头上。这种东西曾经受到过譬如苏东坡相当透彻的抨击，而且，后来王安石自己也似有悔意，意识到此种做法难逃“本来想把学究变成秀才”，谁知反倒“变秀才为学究”之讥。

谁知，事隔多年，当年卖得不怎么样的萝卜，如今却迎头撞上买萝卜的。王安石这套以儒家经典“化民成俗”的货色，宛如一个大糠芯萝卜，偏偏在几百年后，遇上了个大知音、大买家。

朱元璋一心一意于“士笃于仁义”，想要的正是这套货色。于是，就和他将中国乡村建设发挥到极致，从而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一样，朱元璋也把源于王安石的科举制义推到了极端，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将读书人——中华民族的头脑与心灵，牢牢地禁锢在了科举考试之中。从此五百多年，除了拜曹雪芹之赐，出了一部《红楼梦》之外，中华民族再也没有能够出现一位能够和以往世代比肩的大思想家、大文学艺术家和大科学家。《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遂成为民族精英队伍的大体面貌。

帝国政府规定，各级科举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出题，文体略如宋朝程朱理学所弄出的经义之文。应考者要用孔孟的思想语气行文，并且只能根据那位发誓要“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所作的注疏发挥，不许有自己的见解，就是所谓要“代圣贤立言”。就是说，在内容和行文语气两个方面，都要像朱熹那样说圣贤的话而不是人话。显然，这种让人在思想上必须带着镣铐跳舞的主意，只能出自朱元璋那样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