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朱元璋执政：杀 杀 杀（第2/13页）

这一切，可能是除了上述心理因素之外，大明帝国开国皇帝采用铁腕治理这个国家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场真正旷日持久的战争，贯穿在朱元璋当皇帝的三十一年之中。当它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时，便深刻影响了当时与后代社会。

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的杀伐决断、无所不用其极，称得上骇人听闻。而豪强富户和帝国官吏，则在这场古已有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中，充分体现了前仆后继的精神。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于是，多种因素绞合作用，于波诡云谲血雨腥风之中，注定了大明帝国诡异乖戾的命运。流风所至，令人扼腕叹息。

朱元璋扫荡豪门大户的工作，早在大明帝国建立之前，已经开始。

当年，刘邦定都长安之后，曾经把十万天下大户强制迁离本土，填实关中，是谓“强本弱末”之术。朱元璋效法之，于公元1367年，消灭张士诚政权后，立即将一大批苏州富民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八年后，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再次下令将十四万江南富户强制迁到凤阳，以填实帝国中都。

据说，正是这两次大规模迁徙，造就了凤阳的乞丐大军。

原因是，他们被强制迁徙时，只能带走金银细软，并不许随便离开迁移之地，其原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或被收归官有，或落入他人之手。从此，为了探亲扫墓，他们只能化装成乞丐，以逃荒要饭的名义，从凤阳流散到江南各地。久而久之，竟成习俗。那句歌咏凤阳好地方的花鼓戏词“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盖源出于此。其中滋味，相当悲凉。（赵翼《陔余丛考》卷41，“凤阳丐者”）

沈万三的故事，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可以相当明显地看出朱元璋对这些豪门富户的态度。

此人名叫沈富，字仲荣，号称天下首富。在各种记载中，少见其人劣迹，大约是元代极为活跃的国际、国内贸易中的一位商业天才。由于人们搞不清此人是如何做到富可敌国的，于是便传说他手中有一个聚宝盆，可以源源不断地生聚财富。据说，帝国首都南京城的城墙、官府衙门、街道、桥梁有一半是该人捐资修建的。这使皇帝朱元璋的心里很不舒服。恰在此时，沈万三为了破财免灾，讨好朱元璋，便自说自话地提出申请，说是愿意再捐一大笔钱，供天子犒赏军队。结果，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朱元璋大怒，曰：一介平民，却要犒赏天子的部队，必是污长犯上的乱民，其罪当诛。后来，多亏那位马皇后讲情，认为人家送礼出钱，本是好意，不该杀头。且一介平民富可敌国，本身就是不吉不祥的事情，早晚会遭天谴。于是，皇帝终于开恩，免其死罪，将他全家迁徙充军到了云南。

此后，朱元璋还曾数次取天下富户填充到帝国首都南京。这种强制迁徙与性质有所不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续到永乐年间，据说涉及人口，累计达到了至少百万人以上的规模。受到当代历史学者们的热烈赞颂。

与此同时，帝国实行了一项“粮长”制度。规定每一万石税粮为一个纳税区，由当地最富户担任粮长，负责税粮的催征输解。这是实行“许拿下乡官吏”之政策，割断了政府官员们假借税粮鱼肉百姓后的一个替代性方案。朱元璋为此项发明相当得意，说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高招，并且给予这些粮长们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优惠待遇，直至从中直接选拔帝国官员，甚至高级官员。以至于很多年后，大学者顾炎武还在他那本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说：“当时，父兄们经常教导子弟，做粮长比参加科举考试还好。”

谁知，一些有财有势的粮长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希望更快捷迅速地得到更大的财与势。他们想出的主意相当富有中国特色，比如，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比如，除了该缴纳的正粮之外，再加上各种附加费，这些附加费的名目可以达到十八种之多，通常是正粮的数倍以上；比如，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再对上申请延期交纳，等等。同时，辅之以临门吊打、拆屋揭瓦、逼卖家产等手段。表现出极高的智商水平和非道德勇气。

朱元璋对此类人物一般采取的措施就是杀之，并抄其家。在他的《大诰三编》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一次杀头抄家一百六十个粮长的记录。有一个号称浙江金华首富的杨姓粮长，放出狂话，说是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结果，解粮进京时，朱元璋召见，问他：“粮食何在？”他回答说：“霎时便到。”朱元璋“哼”一声：“杀时便到吗？”立命拉出去砍头。消息传出，其家人四散而逃，家产被当地人抢掠一空。据说，有一次朱元璋梦见一百个无头之人跪在阶下。十天后，有一百个粮长解粮到京，恰好全部没有足额按期交纳。朱元璋下令格杀勿论。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经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的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些大清洗中，大约有十万以上到十五万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被杀死。因此，有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之为“有计划的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