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 封王之议（一）

因为孙可望的励精图治，云南出现了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原先许多心怀敌意的士绅不得不为之折服，称之为有“熙皞之风”。

再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积聚，云南兵精粮足，实力强盛。

不久，艾能奇在征东川府途中中毒箭身死；但李定国提师耳革竜，斩杀了沙定洲。

云南内乱彻底平定，该是为大明王朝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李定国也意气风发地向孙可望提出要举滇、黔、蜀三省之地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

而孙可望虽然是大西军的第一当家，却远不能和当年张献忠的绝对权威相比，他的地位，基本是和李定国、刘文选等人同等的。为了名正言顺地高出李定国等人一头，孙可望也想在这个时候归附永历政府，通过永历政府的封赏，位列刘文秀、李定国两人之上，即可以对他们两人形成节制。

于是，孙可望就找来杨畏知、沐天波相商，明白表示说：“我等近年来以云南一隅之地，兵精粮足，欲图大举，以复中原。”

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四月，孙可望派杨畏知为正使，户部龚彝为副使，携带他本人书信一封，另备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名马四匹，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要求“联合恢剿”，并予自己秦王封号。

当年，明太祖混同宇内、一统四海，为了巩固大明基业，将除太子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封在各地为王，被封为秦王的是二儿子朱樉，就藩于西安，负责镇守陕西。彼时，秦王在诸位藩王中年龄最长，兵权最重，又担负着拱卫西北边疆的重任，使得秦藩国被称为“天下第一藩”。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兵入关中，攻陷西安，俘获了第十三代秦王朱存枢，建藩西安长达二百七十三年的秦王藩国灭亡。

孙可望贪秦王为众藩之中的第一王，因此特意请封为秦王，他在书信中写：“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十年以来，未尝忘忠君爱国之心。不谓李自成犯顺，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乞敕重臣会观诏书谨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

何腾蛟、姜瓖、金声桓、李成栋的相继败亡，永历朝廷无论是兵力、财政都遇上了危机，成望也跌到了谷底，这时候孙可望等人主动结好，那绝对是雪中送炭。

目下，所有抗清军队中，孙可望所领大西军实力最强，而他管辖下的云南为当前国内经济最繁荣稳定的地区，正足以充当抗清大基地。

孙可望之所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向永历政府请封秦王，其信心也是建立在这基础上的。

可是，他的申请却在永历朝廷内引发了一阵阵铺天盖地的反对声。

而且，反对他的，都是当政要人。

这些要人之所以反对，主要是从各自的私心出发。

比如说，依附李成栋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等人，他们不为别的，就是担心大西军的到来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

袁彭年、金堡等人一个个狂骂叫嚣不止，说：“孙可望是出了名的大贼头，不可以封王。杨畏知这是在为贼人服务，请将之处死！”

为了加强说服力，金堡还援引祖制没有异姓封王的先例，连续七次上疏，力争不可。

割据贵阳和遵义一带的镇将则担心大西军出滇抗清会侵占自己的地盘，也纷纷上疏说：“可望名虽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为所愚。”

忠贞营的李赤心、高必正等人也提出反对。

他们说，封爵乃是朝廷视功而定，怎么能主动索求呢？

这时的忠贞营驻扎在南宁。

当日，李赤心、高必正等人率军南撤，从临武、兰山、江华、永明（今湖南江永县）经广东星子（属连县）、阳山，退入广西贺县、怀集（今属广东）、开建、封川（今广东封开县），原本是想在梧州歇兵的。但当忠贞营的船只才到达梧州，南明总兵叶承恩、兵备道刘嗣宽、梧州知府东玉仍用过去的眼光看人，一口咬定忠贞营是“贼”，将忠贞营从湖南的撤退斥为“犯境”，对忠贞营“飞舸逆战，箭炮交加”。在不敌忠贞营的情况下，又“飞檄德庆总兵杨大甫率所部来援”。

对忠贞营来说，要占领梧州并不是什么难事，但真要占领了梧州，那就是真正的叛乱行为了。

所以，李赤心、高必正等部击败了叶承恩等众后，便拔船而去，发往浔州、横州。

恰巧，陈邦傅正在和草寇徐彪为争夺南宁打得不可开交，从永历二年（公元1648年）九月打到次年五月，陈邦傅始终处于下风，南宁府城被徐彪牢牢占据着。

陈邦傅听说忠贞营来了，且在广西没有立足之地，就盛情邀请李赤心、高必正前来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