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天命所归（第6/24页）

将佛教放到最后，宇文邕已经开始图穷匕见了，但是，此时似乎有些僧侣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居然还在争论佛教该不该在道教之后的问题。聪明人还是有的，有人就开始猜测宇文邕此举的意图了——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宇文邕想要让佛教徒为国家做实质性贡献，要么当兵，要么献地，但是，这些聪明人还认为，这是办不到的——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公元574年，周武帝终于动手了——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毁坏雕像，放逐宗教人士）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禁绝淫祠，一切以礼典记载作为保留与否的依据）于是，融佛焚经，驱僧破塔（把佛像融解，把佛经焚毁，驱逐僧侣，破毁佛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佛门变成俗宅，僧侣变成百姓）

公元577年，周武帝平齐，针对北齐的宗教状况，周武帝再度大行整顿，推行灭佛政策，毁寺四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这在当时占到北齐10%的人口）。

这些有没有起到“加兵富国”的效果呢？至少有人认为是有的：“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有些史书也评价：“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

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宇文邕大概是最有针对性的，比之此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手段仁慈的多，至少，宇文邕没有拿起屠刀。某种意义上说，宇文邕此举，是实用主义的治国之术。

当然了，宇文邕灭佛虽然对国家可能有好处，能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但是，当时北周和北齐的佛教徒毕竟不是少数，这些被剥夺了宗教信仰的人，内心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新中国早年也曾破四旧立四新，禁止民间进行祭祀活动，但实话实说，收效甚微，以笔者家乡的情况而言，还是有不少人偷偷摸摸的进行此类活动的。毕竟，当宗教活动融于生活时，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强行的禁止，也只会造成社会的断裂，民众的不满。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就重新“信仰自由”了，而且，也没看见对社会发展有多大的阻碍。

杨坚的这个“信仰自由”令，很显然是针对着大量的宗教徒而实行的，更可以想见的是，这必然是个很有号召力的政策。

杨坚还做了第四件事——将府户的鲜卑姓改为原来的汉姓。

六镇兵变，某种意义上说，是鲜卑族对孝文帝汉化政策的一次剧烈反弹，事实上，因此导致的东西魏两个政权，都开了一段时间的历史倒车。

宇文泰设立府兵制，将府兵的姓氏改为鲜卑姓，某种程度上恢复鲜卑部落制的色彩，这就是对汉化政策的一种反扑。当然了，由于宇文泰手里的鲜卑势力有限，在东西魏之争中，又损失了不少，很快北周的军事主体就以汉人为主了，到了宇文邕时期，这种情况就体现得尤为明显。

宇文邕本人就是个比较汉化的皇帝，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和推崇，也让北周内部汉族和鲜卑族的隔阂逐渐消失，这也是北周日渐壮大的因素。

与之相对的，东魏的统治者高氏家族虽然是汉人，单从统治特性而言，则是标准的鲜卑政权。高欢时代这种情况就尤为突出：

（高）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

（每次号令军士，对鲜卑人说的话都是，汉人是你们奴隶，男的为你们耕种，女的为你们织布，给你们提供粮食衣物，让你们吃饱穿暖，你们欺负他们干啥？）

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对汉人就是另一套了，鲜卑人是你们的主人，拿你们微不足道的一点粮食，一点衣物，为你们打仗，让你们平安，你们干啥要愤恨他们呢？）

这当然是非常标准的“胡汉分治”，高欢的这些语言，也无非是要求胡汉双方维持目前的主奴关系，其间显示的，是赤裸裸的民族压迫。

随着时间推移，北齐的状况并没有变好，反而更加恶劣，汉族文化被弃如敝履，反而是胡族的奇技淫巧在北齐上层大有市场。曾有一北齐士大夫十分骄傲的道出了他的育子秘诀：“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看起来，“颇晓书疏”在北齐上层还是混不开的，真正要混得开，要懂鲜卑语，还要会弹琵琶，就这样的一个政权，怎么能不乌烟瘴气呢？北齐一朝最著名的权臣和士开，不就是个只会握槊的庸碌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