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天命所归（第5/24页）

由此可见，杨坚的节俭已经不是他的个人美德了，而是成为隋朝初年社会上的良好风尚了，杨坚能做到如此地步，我们也是要为他大大鼓掌的。

以后我们还会知道，杨坚节俭虽然很好，但是太过苛刻，也会有副作用。

杨坚一共五个儿子，长子杨勇先前为太子，此子就因为爱好排场的毛病，深为杨坚不满，杨坚曾当面教训他，并将节俭跟王朝兴衰联系在了一起，结果杨勇还是不听劝，最后他的太子被废掉，就跟“节俭”二字有莫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因为不够节俭而倒霉的儿子，是秦王杨俊。杨坚在多次劝说杨俊未果后，就将其免了官，后来杨俊病逝了，杨坚也仍是愤愤不平，象征性哭了两声，然后就拒绝了他的手下为其立碑的请求。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遭遇了惨痛的“人伦悲剧”的皇帝（杨坚五个儿子，最后只剩了杨广，而且，历史上还很长时间都流传着杨广弑父篡位的传说），而说起来，这也跟他极度节俭的性情是有关系的。

有点扯远了，回到正题。杨坚的两个举措，制定宽松的新刑法，力行节俭，还是很有效果的，起到了很好的收服人心的作用——中外悦之。

杨坚其后还做了第三件事，那就是恢复信仰自由——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首者，简令入道。

下面就要说说宇文邕的宗教态度了。宇文邕虽然是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但是，跟尔朱荣等辈不同，他对宗教毫无热情，相反，他是个极为汉化的皇帝。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宇文邕推崇儒家文化。

宇文邕对李德林的推崇，我们前文已叙，不再赘述，再来讲另一件事，同样发生在平齐之时。

北齐有个儒生熊安生，据说通读《五经》，在听说宇文邕攻破邺城后，就让家人打扫好房门。家里人当然觉得不可思议啦，都要亡国了，你还打扫什么房门？熊安生回答：“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

家人将信将疑，但是，很快，大跌眼镜的事情就来了。宇文邕果然来了，而且，对熊安生极为尊重——俄而周主幸其家，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一方面是平易近人，亲自拜访，而且不要熊安生跪拜，还拉着手，让他一块坐。另一方面，给了大量赏赐，还送了代步工具）

例子不需要太多，仅从熊安生和李德林这二位身上，这个尊儒的皇帝形象，就跃然纸上，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宇文邕尊儒，这当然是有好处的，毕竟，在当时而言，还没有哪套理论能像儒家一样，能够这么清楚的解决治国的问题。以此而言，宇文邕是个有志于开创万世基业的人物，但很可惜，上天给了他才能，却没有给他时间。

当然，尊儒和灭佛没有必然性，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君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存而不论”的态度。宇文邕灭佛也是如此。

宇文邕其实一开始是敬佛的，原因很简单，宇文护是敬佛的。当然，宇文邕的敬佛，大概也只是明哲保身的不得已之举，是他对宇文护一贯态度的体现。然而，对于佛的所谓“慈悲”，大概宇文邕是无法再去苟同了，因为，如此礼敬佛祖的宇文护，一连干掉了他两位兄长——这个“慈悲”，岂不是过于虚伪？

因为宇文护的关系，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对佛教徒的“假慈假悲”，宇文邕从内心深处是非常痛恨和排斥的，这大概是他灭佛最深层次的原因。

公元567年，当时宇文护还在世，就有个叫卫元蒿的人给宇文邕上了道奏疏，言语之间，第一次谈到了灭佛的问题：“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卫元蒿用极端实用主义的观点指出，佛教对于国家的稳定没有任何帮助，当年尧舜这样的圣君，没有佛教这种东西，照样天下升平；如今南齐、南梁这样的政权，大建佛寺，甚至萧衍还几度“舍身入寺”（其后又派人用赎金把他赎出来），该亡国也照样亡国。佛的主旨是什么？“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所以，一个统治者只需要做到“利民益国”，就已是有佛心了。既是如此，又何须花那么大代价，折腾那么多银子，去礼佛呢？

卫元蒿这套“赞同佛家基本理念、但反对国家统治者花钱敬佛”的理论，在当时应该是深深的触动了宇文邕的心，但是，宇文邕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宇文护还活着。

公元572年，宇文邕终于抓住了机会，将宇文护一击致命，当他大权独揽后，终于要着手解决所谓的宗教问题了。该年十二月，宇文邕召集道士、僧侣和百官，讨论了儒释道三者的先后次序问题——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