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会南海西樵巨盗区新（第3/12页）

不过，从盗贼横行无忌的情形看，该县官府只是“虚应故事，并不实力奉行”。有鉴于此，鹿传霖“特饬南海县杨邑尊加意整顿，不得视为具文。邑尊接奉严谕后，即与绅士筹商，想不似从前之玩怠”。[21]

地方官府的亡羊补牢，似乎为时已晚。9月，清政府接到奏报，“据称广州府属西樵一带，巨匪区新等聚匪千余人，布散各处，联盟拜会，恣出劫虏”[22]。这时官绅相互维系的统治链条已经断裂，不仅失去对于社会的应有权威，连自身的生存安危也成问题。香港《循环日报》报道:

南邑西樵土匪不靖，官绅筹剿筹防。兹闻大岗墟有质库，系某大绅之业，日前匪辈致函打单，绅未允所求，惟止当候赎，以避其锋，仍照情禀官，请兵剿办。匪由是忿恨益深，现在匪势日恣披猖，官兵剿办未能得力，绅惧祸生不测，闭歇质库，禀缴牌照，避地他去。[23]

而官兵剿办不力，原因之一，是其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署顺德县李家焯卸任，贼来打单，无所忌惮，民不堪扰。”[24]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时，李家焯任缉捕委员，对于破坏起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清政府官员中可称能吏。区新等人居然向他勒索，可见社会治安败坏不堪之一斑。

对于地方治安，官吏历来尽可能地敷衍了事，以免遭到牵连追究。然而一旦遮掩不住，同样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乃至身家性命，便不得不奋力一搏。南海县令杨荫廷知道大事不妙，亲自“督带全班缉捕快壮差役及清乡营勇二百名，驰诣杏头乡，驻扎社学，随与乡绅妥筹剿办之策，即于十四日之晚亲乘小轮，溯流详览形势，即回行营，会同关、石二游戎分派勇役，握要堵截，相机进攻”[25]。随行还带有站笼一具，刽子手二名，“如获正匪，即就地正法”[26]。经过一段时间的督剿，似乎有所收效，两广总督谭锺麟奏报:

本年六月间，据报南海县西樵吴村等乡有匪徒结党滋事，掳人打单，并枪伤团练局勇。臣立派参将石玉山、都司关贵昌、副将沈棋山共带勇七百人驰抵吴村陆公祠，捕获匪党谭亚巨等十四名，搜出炮码刀件，讯系吴村陆亚乾、区村区新、罗村阮亚务等为首，未获。蛋家堡为匪巢，有蓬厂十八座，当即烧毁，起出白布红边号褂两篓，英美堂木戳一颗。臣因首匪在逃，缉捕不容稍懈，复派副将郑润材率安勇靖勇各五百人驰往围捕，至太平沙遇匪互击，伏匪由蔗林放枪，哨弁李来保被伤殒命，毙勇二人，伤三人，我勇毙匪十数人，生擒区充裕等八人。旋据郑润材以罗格围罗姓顽民尤为猖獗，潜伏桑林，拒毙各营弁勇十八人，伤者三十三人，禀请添兵剿办。随派提督刘永福率福字四营续往督剿，攻破南庄，焚毁匪屋，获匪九人，交县审办。该处道路纷歧，各匪四散逃逸。在事官绅，始则张皇请剿，继则以衅起械斗，代求宽办。臣谓无论因何起衅，伤毙官军五十余人之多，不痛加惩创，何以示后？更难免兵去复聚，为害地方。郑润材开报匪名罗姓最多，李昭、傅赞开亦在其内。现在罗姓绅耆具结交匪，将刘永福、石玉山各营调回，仍留郑润材、关贵昌各营在乡，设法购拿各匪首，按名悉获惩办，以绝根株。此南海县西樵各村办匪之情形也。[27]

奏报所称英美堂，应为英义堂，1904年2月3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报提及1899年“官兵捕获匪党，起出号褂及英义堂木戳”时注明：“英义堂者，即区新所称”[28]，也就是当时区新联盟拜会的堂口。

此番进剿，虽然抓住了一些从犯，但主要首领均逃逸，还伤亡了不少营勇，令清廷感到事态严重，认为“广东为海疆要地，若如所奏，各处盗匪猖獗情形，亟宜赶紧剿办，以遏乱萌”。谕军机大臣“着谭锺麟、德寿简派得力营员，扼要防扎，实力剿捕，并饬举办乡团，严密稽查，以清盗薮而卫民生”[29]。不久，清廷又两度就办理土匪和团练事宜降旨两广总督谭锺麟：“广东盗风素炽，务须认真整顿缉捕，随时惩办，以靖地方，毋稍大意。”“著分饬各属，实力举办（团练），毋得视为具文。”[30]

第二节　盗任官责

清廷连降谕旨严词督促，当是对地方官员处理盗匪事宜时欺下瞒上的一贯手法有所认识，实际情形果然比奏报所描述的更为严重。而且奏报多有不尽不实之词。如进剿过程中伤亡惨重，有的并非盗匪拒捕造成。南海县为了捉拿巨盗，“将广毅军移扎官山墟，俾势成犄角，以资镇慑。各班差役则分居艇上，寄于河干，按时分队出巡。所有差艇均就鹢首排列枪炮，藉壮观瞻。讵前日某艇猝被风浪掀播，各枪纷然倾跌坠落，舱中有九响连枪，满藏码药，机捩触动震发，弹丸纷飞，帮役某甲驻足船旁，恰中要害，当场毙命，并有二役亦为流弹所伤，唯幸不致命耳”[31]。这些意外当也一并计入战斗伤亡之列。